从被外界视为亲民、顾家的科技巨头，到被传记作者形容为性格强势、难以接受反对意见的领导者，辉达创办人黄仁勋的公众形象正经历剧烈变化。曾为他撰写传记《黄仁勋传》（The Thinking Machine）的科技记者斯蒂芬维特，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揭露黄仁勋鲜少曝光的另一面，并认为他的事业危机不仅源于私人生活，更与政治立场及权力关系有关。
维特指出，黄仁勋过去相当懂得经营亲民形象。2023年两人初次见面时，黄仁勋谈及公司成就，总会强调员工及管理团队的贡献，也经常主动与餐厅服务人员交谈。
他还喜欢向别人提起自己年轻时曾当过洗碗工，平时也会到不起眼的小餐馆用餐，并留下丰厚小费。
不过，随着接触加深，维特逐渐对这套形象产生怀疑，认为黄仁勋私底下与公众面前展现的个性存在明显落差。
他引述前辉达员工的说法指出，黄仁勋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极低，即使只是工作上的小分歧，也可能引来激烈反应。他经常当面斥责高层，甚至一次持续责骂长达一小时，让管理团队对他心存畏惧。
维特认为，这种管理风格与黄仁勋长期塑造的亲民形象形成强烈反差，也反映他对自身地位及权威的过度自信。
除了领导风格，黄仁勋的私人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维特提到，黄仁勋据称与两名女性存在婚外关系，其中一人是黄乐，曾经营一家在东南亚设有数据中心的公司，另一人则是辉达内部高层金伯利鲍威尔。
针对黄乐与超速国际（Megaspeed）的关系，维特特别提出质疑。有关公司旗下的数据中心被指可能协助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绕过美国针对辉达晶片的出口限制，甚至涉及价值约70亿美元（约286亿令吉）的晶片非法转运至中国。
他认为，考虑到黄仁勋与相关人士的关系，以及辉达晶片业务的规模，很难相信他完全不了解有关情况。不过，相关晶片转运及个人知情程度仍涉及调查与指控，不能据此直接认定黄仁勋参与违法活动。
至于金伯利鲍威尔，维特引述多名前辉达员工的说法，指两人的关系在公司内部早已不是秘密。更引人关注的是，黄仁勋的两名子女也在辉达担任管理职务。
维特认为，这些私人关系与公司内部权力结构交织在一起，可能进一步冲击企业文化。他也预料，随着黄仁勋离开领导职位，过去不愿公开发声的员工可能陆续提出更多相关情况。
黄仁勋过去一直强调家庭在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性。他17岁时认识妻子萝莉，两人交往多年后结婚。为了支持丈夫创业，萝莉后来离开职场，专心照顾家庭及孩子。
黄仁勋过去也经常在公开场合提及妻子的付出，外界长期将两人视为相互扶持的夫妻典范。如今婚外情争议曝光，维特认为，这不只是私人关系破裂，也让黄仁勋多年来经营的顾家形象受到严重冲击。
维特认为，黄仁勋另一个重大转变，是从过去对政治兴趣不高的企业家，逐渐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科技盟友。
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黄仁勋很少参与华府政治活动，不积极游说，也没有像其他科技巨头般频繁参与竞选及政治募款活动，甚至没有出席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
但到了2025年，两人的关系明显拉近。黄仁勋开始频繁与特朗普团队接触，并通过投资承诺及公开支持美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渐在白宫取得影响力。
到了2026年9月举行的白宫科技峰会，他已成为特朗普身边备受重视的科技界人物。
维特认为，特朗普与黄仁勋在个性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喜欢展示自身成就，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过，这段政治关系并没有为黄仁勋带来预期中的保护，反而让他卷入更复杂的政治角力。
争议焦点之一，是黄仁勋主张放宽美国对中国出口辉达晶片的限制。他认为，让更多国家使用美国技术，有利于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但这一立场与华府部分对华强硬派人士发生冲突。
其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与黄仁勋在晶片出口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分歧。维特指出，涉及黄仁勋私人关系及相关疑虑的内部备忘录，也经过鲁比奥主导审查。
在维特看来，黄仁勋最终面对的困境，是个人行为、企业治理及华府政治利益相互交织的结果，而不是单纯因为科技产业出现变化。
黄仁勋离开辉达掌舵位置后，公司的领导层安排也成为外界关注的问题。
维特认为，辉达长期高度依赖黄仁勋个人领导，他不仅是公司的创办人，也是推动技术发展、争取客户及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的核心人物。
他指出，黄仁勋过去并未明显培养一名能够全面接替自己的第二把手，因此公司要寻找合适的长期接班人并不容易。
在他看来，接任者不能只具备一般企业管理能力，还必须拥有顶尖计算机科学知识，能够与国际重要客户谈判，同时处理晶片供应、技术交付及全球业务等复杂问题。
维特以篮球作比喻，形容失去黄仁勋的辉达，就像公牛队失去迈克尔乔丹。
他认为，黄仁勋亲手将辉达打造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科技企业，但如今也因为个人行为及政治因素留下领导真空，未来公司能否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延续原有影响力，将成为接班团队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