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拿着大马卡、缴着大马税、唱着国歌、在这里出生、读书、工作、养家，祖坟也在这片土地上，却仍可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被人重新贴上“外来者”标签。
这已经不只是措辞刺耳，而是有人企图把公民身份改写成一张随时可以被质疑的“临时准证”。
伊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本月16日发表文章时，把马来穆斯林形容为马来群岛的原住民，并使用“由殖民者输入的外来者”等论述，同时把部分群体描绘成行动党政治航船上的乘客。随后，吉打州务大臣莫哈末沙努西在森州日叻务的一场政治演讲中声称，马来人只有马来半岛，华人有中国、印度人有印度，引发新一轮争议。沙努西过后坚称言论遭人扭曲，安努亚慕沙也辩称有关讲话旨在呼吁马来人团结，并非质疑其他族群的忠诚。
问题是，当一句话不断需要别人出来解释“不是那个意思”，也许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只是听众如何理解，而是政治人物为何偏偏选择最容易制造隔阂的说法。
“华人有中国、印度人有印度”听起来像在谈祖籍，实际上却偷偷塞入一个危险前提：非马来公民似乎拥有另一个可以退回去的国家，因此他们对马来西亚的归属感可以被打折，诉求也可以被怀疑。
然而，许多大马华人与印度人的祖辈或许来自别处，但他们本人没有所谓“备用祖国”。中国不会因为一个大马华人的肤色相似，就自动承认他是中国公民；印度也不会因为一个大马印度人的姓名与文化背景，便把他视为本国人民。
他们的护照是马来西亚护照，他们面对的是大马的生活费、大马的税务、大马的教育制度和大马的未来。国家有困难时，他们不会收到另一国政府寄来的撤退机票；国家发展得好不好，也直接决定他们和下一代的命运。
宪法可以确认马来人及土著的特殊地位，可以保障伊斯兰、马来统治者制度与各族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安排并不需要通过贬低其他公民，才能证明其存在价值。联邦宪法第8条确立法律之前平等及平等保护原则，而公民身份则由宪法规定，不应由政治人物根据祖籍、肤色或支持哪个政党来重新评级。
维护马来权益是一项可以公开讨论的政治主张，但把其他公民暗示为“寄居者”，完全是另一回事。前者讨论资源、公平与政策，后者则是在制造主人和客人的关系。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来者”论述伤害的并不只有非马来人，它同样把马来社会困在一种永远受威胁的政治想象中。
只要不断告诉马来选民，他们的土地、权力和未来随时会被别人夺走，政治人物就不必认真回答更困难的问题：年轻人的薪水为何追不上物价？公共交通为何多年改善有限？乡区发展、教育质量、医疗资源与就业机会究竟做得怎样？
制造一个假想敌人，永远比交出一份漂亮的治理成绩单容易。
这也是“外来者”政治最精明、也最廉价的地方。它先让非马来人不断证明忠诚，再让马来人不断担心失去一切，最后由政治人物站出来扮演唯一的保护者。人民彼此怀疑，政治人物则从恐惧中收割选票。
当哈迪的用词受到质疑时，韩沙再努丁没有直接说明“外来者”是否适合用来形容本国公民，反而把焦点转向行动党，指责该党操弄种族议题。这类回应并没有解决争议，只是把“你说错话”的问题，转换成“对方也有问题”的政治攻防。
当然，行动党或任何政党都可以被批评。它们的政策、言论、表现和政治路线，都应该接受严格检验。但批评一个政党，与质疑支持该党的公民是否真正属于这个国家，是两回事。
民主制度允许人民投票支持伊党、巫统、行动党、公正党或任何合法政党。一个人的政党选择不是感恩测验，更不是血统忠诚审查。今天可以因为支持行动党而被称为外来者，明天是否也可以因为批评政府、反对某项政策，便被指责不懂感恩？
一旦公民权利必须依赖“听话”才能得到承认，它就不再是权利，而变成政治人物施舍的恩惠。
大马如今最不需要的，就是继续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谁先来到这里”比赛。国家不是考古遗址，公民资格也不是按照祖先登陆的年份排名。若真要沿着血缘不断往前追溯，最终只会发现人类历史本来就是迁徙、交流与融合的历史。
真正成熟的国家，不会天天逼人民交代祖先从哪里来，而是关心下一代准备走向哪里。
政治人物可以继续拿“外来者”三个字取悦台下支持者，但必须明白，每说一次，就等于在年轻人的国家认同上割一道口子。一个人若从小到大都被提醒自己只是客人，他将来有能力、有资金、有选择时，又为何要把全部未来押在一个始终不肯完全接纳他的地方？爱国不能靠羞辱培养，团结更不能靠排除建立。
今天真正需要被淘汰的，不是哪一个族群，而是这种把同胞变成外人的旧政治。马来西亚不是任何人的临时住所，也不是某些人拥有、其他人借住的房子。
这里是所有依法成为大马公民者共同的国家。谁愿意建设它、维护它、承担它的责任，谁就是这片土地堂堂正正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