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做生意的人可以根据成本调整售价，房东可以在租约更新时要求提高租金，服务业者也可以重新制定收费标准。但有一种价格，却往往不能随便调整，那就是打工族的薪水。同样面对通胀，为什么有些人能够重新开价，有些人却必须等待别人决定自己值多少钱？
我们总是把通胀当成物价问题，讨论政府有没有控制好价格、人民有没有能力消费，却很少认真追问：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究竟谁有权决定价格，谁又只能被动接受？
当然，商家调高售价，不代表一定能够赚更多钱。原料、租金、水电及运输成本增加，许多中小企业同样被压得喘不过气。尤其市场竞争激烈，商品一旦卖得太贵，顾客随时可能转向竞争对手。因此，不能把所有涨价行为都归咎于商家贪心。
然而，企业至少还有调整经营模式、改变产品售价或重新安排成本的空间。反观一般受薪阶级，即使工作量增加、业绩改善，也不代表薪水就会相应提高。想要求加薪，往往必须经过主管评估、公司批准，有时候甚至还得等到下一次年度检讨。
这就形成一个相当矛盾的现象。企业面对成本上涨，可以尝试把部分压力转嫁给市场；员工面对生活成本增加，却很难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雇主。两者并非完全没有议价能力，但明显不是站在同样的位置。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银行在2025年经济报告中指出，自2019年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累计增长约9%，但私人领域每名员工的实际薪资却下降约1.7%。虽然两项指标的统计范围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据此认定企业普遍获利增加，但至少反映一个现实：国家的生产效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员工一定能够分享到相应成果。
这也引出了一个比通胀更加敏感的问题。如果企业因为生产效率提升而赚取更多收入，究竟应该有多少回报归员工所有？如果员工创造的价值增加，却始终无法反映在薪资上，那么经济成长究竟让谁受惠？
我们不能一边鼓励人民提高技能、增加生产力，一边又把加薪视为企业额外的负担。员工努力工作，不只是为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更应该有机会分享经营改善带来的成果。否则，所谓提高生产力，最终可能变成老板要求员工做更多事，却不一定愿意支付更合理薪酬的理由。
问题当然不能靠政府不断调高最低薪金解决。最低薪金只能保障基本收入，无法取代完善的薪酬制度。一个社会若长期依靠政府宣布加薪，才让部分员工获得更好的待遇，反而说明市场本身未必能够有效反映劳动价值。
真正值得推动的是让企业的薪酬检讨更加透明，并建立更合理的成果分享机制。特别是规模较大、盈利稳定的企业，当生产效率和经营表现持续改善时，不能只要求员工继续提高业绩，却始终没有合理机制讨论薪资调整。当然，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经营能力有别，制度必须保留弹性，不能一刀切。
政府也应该重新思考，经济政策究竟只是在追求企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还是进一步确保劳动者拥有合理的议价空间。因为一份工作不只是让一个人有收入，更关系到他在经济体系中有没有获得公平对待的机会。
如果劳动市场的竞争不足，员工又缺乏有效的薪酬协商机制，那么即使国家经济表现再好，也可能出现企业不断扩张、生产效率提高，员工待遇却改善缓慢的局面。这不是单纯的通胀问题，而是经济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企业需要合理利润，否则无法持续经营、投资和聘请员工；但员工同样不是企业账目上一个可以无限压低的成本项目。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不应该让老板觉得加薪就是吃亏，也不应该让员工认为，只有跳槽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通胀率下降，当然值得欢迎；企业盈利增加，也没有什么不对。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当物价、租金及服务收费都能够随着市场变化重新调整，唯独劳动者的价值，却必须长期等待别人点头。
我国若要建立更有竞争力的经济，不能只追求商品卖得多好、企业赚得多少，还必须让创造经济价值的人，拥有合理分享成果的机会。
问题不只是人民能不能负担不断变化的价格，而是他们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劳动争取合理价格。
一个国家最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就是人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商品重新开价，唯独辛苦工作的打工族，连要求提高自己的身价，都可能被认为是不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