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阿育甘认为，大马面对恐怖主义等国家安全威胁时，不能只依靠一般刑事程序处理，因此《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仍有保留的必要。
他近日接受《今日自由大马》访问时，以过去掌管武吉阿曼反恐工作的经历说明，大型反恐行动往往涉及大量嫌犯、通讯设备及数码证据，调查规模远比一般刑事案件复杂。
阿育甘透露，他过去曾在短短24小时内逮捕多达40名嫌犯。如果调查人员只能取得约两天的普通延扣期限，要同时检查数十部手机、电脑及其他扣押物，再逐一录取嫌犯口供，实际操作上非常困难。
不过，他强调，支持SOSMA并不代表主张恢复已经废除的《1960年内安法令》（ISA）。他认为，两项法律不能混为一谈，国家需要的是能够处理重大安全威胁，同时受到现有法律程序约束的调查工具。
阿育甘对于安全法令的坚持，也与他过去亲身面对的威胁有关。
他披露，在出任武吉阿曼反恐组主任期间，自己与当时的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立，都曾成为“伊斯兰国”（IS）相关人员监视的对象。
根据警方当时掌握的情报，一名IS关键协调人物曾透过社交媒体招募本地人士，负责观察及收集我国安全部队高层的活动规律。
对方甚至掌握阿育甘平时会到吉隆坡湖滨植物公园慢跑，也知道卡立每逢星期六会参加摩哆车队活动。
这些情报之所以最终被警方发现，是因为反恐人员当时同样潜入相关网络群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反向监控，从中发现他们正在搜集高级警官行踪。
阿育甘于2016年至2020年领导武吉阿曼反恐组，期间参与瓦解多个武装组织网络及挫败恐袭计划。随着自身成为潜在目标，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得不改变习惯。
当时外出除了使用防弹车辆，他也会不定时更换行车路线，尽量避免让自己的活动形成固定规律。
即使只是到餐厅吃饭，他也会选择可以观察四周的位置，而不是背对入口或人群，以便第一时间掌握周遭情况。
这些安全习惯在他离开警队后仍然保留下来。对长期从事反恐及情报工作的人而言，观察环境、避免固定路线及留意异常人物，往往已经从工作要求变成生活本能。
阿育甘也指出，大马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在处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及严重安全威胁时，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
他认为，政治人物讨论国家安全法律时，应从国家长期稳定及实际执法需要出发，而不是只根据短期政治压力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SOSMA长期以来也面对人权组织及部分政界人士的批评，包括28天调查扣留期限及法律可能被扩大使用等争议。因此，这项法律未来如何在执法效率、司法监督及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仍会是持续受到关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