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稳定工作、有固定收入，却还是搬不出父母家，正成为韩国越来越多30多岁上班族面对的现实。高房价与高租金持续推高独居门槛，年轻人与父母世代之间的资产差距也在短短数年迅速扩大，房地产更成为拉开差距的主要因素。
居住在首尔麻浦区的33岁李姓上班族，已在企业工作8年，至今仍选择与父母同住。他曾打算搬到公司附近独居，但查看租屋行情后，只能暂时放弃。
他说，即使是屋况欠佳的单间套房，也需要约1000万韩元押金，约合2万6370令吉，每月租金则介于100万至150万韩元，约合2637至3956令吉。有关令吉金额按7月22日汇率粗略换算。
若独自租房，每月近半薪水都可能花在房租上。李先生坦言，除非家庭或工作情况出现变化，否则短期内不会考虑搬出去。
韩国媒体《中央日报》根据官方数据分析指出，过去所谓的“袋鼠族”，多被理解为没有工作、经济无法独立的年轻人；如今情况已经改变，不少拥有稳定职业的30多岁上班族，同样因为负担不起住房开销而继续留在父母家。
韩国国家统计厅数据显示，户长年龄介于20至39岁的家庭，平均净资产从2020年的2亿2730万韩元，约59万9390令吉，下降至2024年的2亿1950万韩元，约57万8822令吉，4年减少3.4%。
反观户长年龄介于50至69岁的家庭，平均净资产则从4亿1450万韩元，约109万3037令吉，增加至5亿7420万韩元，约151万4165令吉，增幅达38.5%。
两个世代之间的平均净资产差距，也从2020年的1亿8720万韩元，约49万3646令吉，扩大至2024年的3亿5470万韩元，约93万5344令吉。
换言之，50至69岁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原本约为年轻家庭的1.8倍，如今已扩大至2.6倍。
分析显示，房地产是世代财富差距扩大的关键。两个年龄群体之间的平均房地产资产差距，从1亿7450万韩元增加至3亿2220万韩元，约从46万156令吉扩大至84万9641令吉，占整体资产差距增幅的88.2%。
早年已购置房产的中高龄家庭，能够随着房价上涨累积财富；尚未进入房市的年轻人，则面对首期不足、房贷门槛提高及租金上涨等多重压力，难以分享房地产升值带来的利益。
年轻人独立居住的比例也明显下降。20至39岁人口成为独立户长的比例，从2020年的39.1%跌至2024年的27.7%，4年下降11.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户长年龄介于50至69岁、并与30多岁未婚子女同住的家庭，从111万9000户增加至128万9000户，增加17万户，增幅达15.2%。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继续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大多数并非没有工作。30多岁未婚同住子女的就业率，从77.5%微升至78.1%；正式员工比例也由56.2%增加至58.6%。
这反映“住在父母家”已不再只是失业或收入不稳定的结果，而是即使正常上班、拥有长期职业，薪资仍不足以承担独居和置业成本。
韩国政府近年来为了控制家庭负债及压抑房价，陆续收紧房贷规定，并缩减部分政策性贷款额度。不过，有关措施也令缺乏储蓄或家庭支援的年轻人，更难取得购屋资金。
34岁的朴姓上班族在一家中型企业任职。他形容，对没有父母资助、只能依靠薪水生活的年轻人而言，贷款门槛不断提高，感觉就像政府在告诉他们不要买房。
韩国央行也曾警告，房地产资产若持续集中在高龄世代，跨世代财富两极化可能逐渐固定下来。当个人努力越来越难以改变经济阶层，不仅可能打击工作动力，也会削弱社会信任并提高整体社会成本。
天主教大学经济系教授梁俊锡认为，年轻人若长期无法离开父母家庭，结婚及组织家庭的时间也可能进一步延后，对出生率造成更大压力。
他指出，收紧贷款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抑制房价，却可能让获得父母资助的年轻人继续进场，而没有家庭支援者则被挡在门外，使年轻世代内部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青年延后独立也不只是个人生活选择。年轻人若无法建立自己的家庭单位，家具、家电、租屋、购屋及育儿等消费都会被推迟，影响范围最终可能从家庭延伸至房地产市场、内需经济及人口结构。
对韩国年轻人而言，过去是找到工作就能规划独立，如今却变成即使努力工作，也未必租得起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真正把他们留在父母家的，未必是依赖，而是一道越来越高的住房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