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马，伊斯兰党可以凭借宗教议题凝聚支持，甚至成为影响全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但同样一套政治路线，跨过南中国海之后，为何在砂拉越迟迟打不开局面？问题究竟出在宗教、种族，还是伊党始终没有真正摸清东马人的政治思维？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因为东马人并非特别排斥伊斯兰教，更不是所有选民都抗拒来自西马的政党。真正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宗教能够在某些地区成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到了砂拉越，却未必能转化成同样的选票。
我们先看事实。伊党自2001年开始参加砂拉越选举，至今仍未赢得任何州议席。2021年州选，伊党只竞选一个议席，最终落败。如今砂拉越将在12月12日举行选举，伊党准备竞逐至少4个议席，包括柏汀马罗、三马拉汉及实巴荷，但这些部署能否转化成选民支持，仍有待观察。
不过，说伊党完全无法在东马立足，也不符合最新事实。2025年11月沙巴州选，伊党主席阿里阿克巴在加拉布奈赢得议席，为该党取得东马首个民选州议席。只是，在当届州选中，国盟竞逐42席，最终仅拿下一席。这说明伊党在沙巴并非没有支持者，但单一选区的突破，也不能直接等同整个东马政治版图已经改变。
很多人喜欢把伊党在东马的发展困境归咎于非穆斯林人口较多。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却明显不够全面。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砂拉越基督徒占50.1%，穆斯林占34.2%；沙巴的穆斯林人口则占接近七成。既然沙巴穆斯林占多数，伊党为什么直到2025年才第一次勉强赢得议席？答案恐怕不能只从宗教人口比例寻找。
关键在于，信仰与政治选择本来就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虔诚信奉伊斯兰教，却不一定认同伊党所有政治主张。穆斯林也可以支持不同政党，而不需要通过支持哪一个政党来证明自己的宗教立场。
尤其在砂拉越，政治竞争还有另一道门槛，那就是本土政党长期建立的政治基础。土保党在马来与马兰诺选民中具有深厚的组织网络，砂政盟（GPS）则将争取砂拉越自主权作为重要政治诉求。对于这些选民而言，支持一个政党，往往还涉及地方发展、政治代表性及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关系。
这也带出伊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当砂拉越已经有本土穆斯林政治领袖，以及能够参与政府决策的本土政党时，伊党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不同的政治选择？
如果只是强调宗教价值，却无法让选民清楚看见其在发展、教育、医疗、基本设施及自主权方面的具体方案，宗教认同便未必足以成为改变政治支持的理由。
更何况，砂拉越的多元文化并非一句政治口号。这里不同宗教、不同族群长期共同生活，跨宗教家庭和不同信仰之间的日常往来，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不代表东马完全没有宗教争议，更不代表所有族群之间毫无分歧。但它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要求：任何希望获得跨族群支持的政党，都必须清楚说明自己的政策会如何影响不同信仰群体，而不能只要求选民接受其既有立场。
伊党在西马某些议题上的保守立场，过去曾引起争议。这种全国性的政治形象，自然也会影响东马选民对它的认识。不过，不能因此忽略伊党在沙巴所作出的地方经营。
沙巴伊党长期透过幼儿教育、社区服务及基层组织建立联系。阿里阿克巴在加拉布奈的胜选，也被分析人士认为与其个人形象、社区工作及尊重当地宗教多元的作风有关。换句话说，至少在这个选区，候选人的地方联系与服务表现，是理解选举结果不可忽略的一环。
这恰恰说明，东马的政治并非简单的宗教对立。即使来自一个具有鲜明宗教理念的政党，候选人仍有机会凭借地方工作争取支持。反过来说，即使拥有大量同宗教选民，也不代表可以跳过政策、服务与政治信任这些基本考验。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砂拉越的本土政治情怀过度美化。
支持本土政党，不应该等于让本土政党拥有免于监督的特权。自主权固然重要，但政府的发展表现、财政管理、政策透明度，以及是否真正改善人民生活，同样必须接受检验。一个政党不能单凭来自砂拉越就自动获得肯定，也不应该仅仅因为来自西马就被否定。
因此，伊党在东马面对的，不只是如何扩大宗教支持基础，而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传统及地方诉求之中，提出能够接受公共检验的政治方案。
砂拉越人与沙巴人所关心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州自主权、资源分配和发展问题，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把西马惯用的政治议题直接搬到东马，未必能够回应这些要求。
伊党在沙巴取得首个民选议席，证明东马并不存在一道绝对不能跨越的政治围墙；但砂拉越至今仍未出现同样的突破，也说明两地不能被简单归类成同一个政治市场。
值得所有政党思考的，不是如何让东马人接受一套从西马带来的政治观念，而是如何提出能够回应当地实际需要、又经得起不同族群检验的施政主张。
宗教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却不必然决定他的选票；本土身份可以建立政治认同，却不能代替施政成绩。
这或许才是伊党在东马发展所面对的核心课题，也是所有希望在沙巴和砂拉越取得支持的政党，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道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