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最令人担忧的，不是有人违法，而是违法者可能已经不把被取缔当成一回事。当非法活动能够躲进街头巷尾，甚至形成有人围观、有人下注的场面，真正值得追问的，已经不只是这些人为何如此大胆，而是我们的执法究竟能产生多大的阻吓作用？
巴生旧巴士站一带近日被揭发出现滚球赌博活动，部分参与者据报是孟加拉籍人士。一个原本属于公众活动的城市空间，竟然有人利用隐蔽巷子进行赌博。倘若有关活动涉及金钱下注，就不是一句私人娱乐能够解释过去的事情。法律不会因为地点偏僻而失效，更不会因为参与者来自外国，就出现另一套标准。
根据我国《1953年公开赌场法令》第7条，在公众场所进行非法赌博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而法律所指的公众场所，也包括公众可以进入的巷子及道路。换句话说，躲在后巷，并不代表躲得过法律。
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敢冒险？从执法角度来看，最需要警惕的不是赌局规模大小，而是违法成本是否足以产生阻吓作用。如果违法者认为即使被发现，也只需要暂时收档，过后仍有机会卷土重来，那么再严厉的法律，恐怕也难以达到原本的目的。当然，是否存在反复经营、幕后组织者或其他违法网络，仍有待执法单位调查，不能单凭一项媒体报道就自行下定论。
事实上，巴生旧巴士站一带并非首次受到执法单位关注。今年7月，移民局联合多个政府机构在当地展开大规模行动，检查超过1000名外籍人士。如今同一区域再被揭发赌博活动，至少反映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大规模执法行动之后，如何确保当地公共秩序获得持续管理，而不是检查结束，一切又回到原点？
这也正是我国城市执法最需要改善的一环。每次展开联合行动，出动多少人手、检查多少人、扣留多少人，往往成为新闻焦点。然而，真正能够证明执法有效的，不应该只有行动当天的成绩，还包括三个月、半年之后，当地是否依然存在类似乱象。执法不能只重视一时的成果，更应该建立长期巡查、情报收集及跨部门协调机制。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分清楚，打击违法活动与排斥外国人，是两回事。我国有不少外籍劳工依法工作，为国内多个行业提供人力。他们不应该因为少数同乡的行为而集体背负负面标签。但同样的道理，任何来到马来西亚工作或生活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律可以随意挑战。无论持有工作准证、旅游签证，还是本地身份证，违法就应该依法处理，不存在所谓的特殊待遇。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一宗涉及外籍人士的违法事件，最终演变成社会对整个外籍群体的不满，问题只会变得更加复杂。政府应该用公平、透明及有效的执法，证明违法者必须承担责任，同时也让守法者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样才能避免公众把对治安问题的不满，错误地转移到国籍或族群身上。
对于这类非法赌博活动，警方除了调查直接参与下注者，也应该查明是否有人负责组织、提供赌博工具或从中牟利。地方政府则应从公共空间管理着手，针对容易成为非法活动据点的偏僻巷道加强巡查。必要时改善照明、清理阻碍视线的杂物，让这些地方不再轻易成为监管死角。只有把执法从临时行动变成日常管理，才有机会真正减少问题。
说到底，一颗滚球、一张赌桌，也许只是城市治安问题中的一件小事，但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建立。如果连街头巷尾的非法活动都无法获得及时处理，人民自然会质疑，更复杂、更隐蔽的违法行为又该如何防范？
国家法律的威严，从来不是靠高调宣布严厉执法来建立，而是让每一个准备违法的人，都清楚知道自己必须承担后果。
最怕的不是有人敢犯法，而是犯法的人觉得，法律未必会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