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读书十多年，考试拿到近乎完美的成绩，填好志愿，然后等来一句“申请不成功”。最令人难受的，往往还不是落榜，而是连自己输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正是我国政府大学招生制度最需要面对的问题。
每逢大学放榜，总会出现成绩优异却进不了心仪科系的争议。官方UPU说明，目前录取采取绩效原则，计算方式以90%学术成绩及10%课外活动成绩为基础，同时还会考虑科系特别条件、面试或测试成绩、学额以及申请志愿次序，并强调整个过程透明。
但问题来了：如果制度真的足够透明，为何社会几乎年年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一个CGPA 4.0的学生落榜，并不代表制度一定不公平，因为热门科系学额有限，满分申请者也可能超过学额，这是现实。可是政府至少应该有能力告诉学生：这个科系今年最低录取分数是多少、有多少人申请、有多少学额、面试占多少分、申请者最终在哪一个环节失去资格。
不能什么都用一句“综合考量”带过。大学门当然可以有门槛，但门槛不能藏起来。
更值得检讨的是，我们嘴里讲的是“绩效制”，实际上却让STPM、大学预科班及不同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拿着不同课程、不同考核方式和不同评分制度取得的CGPA，再进入同一个升学竞争体系。
这就好比三个人跑不同长度、不同坡度的赛道，最后却只看谁的计时器显示最快，然后告诉大家，这叫公平竞争。真正的绩效制，不是把所有人的数字放进电脑就叫公平，而是先证明这些数字具有合理的可比性。
华研智库近期针对公立大学招生制度进行的小规模调查，也反映部分学生对招生透明度和不同升学管道的公平性感到疑虑。必须说明，该调查只有59名学生及近年毕业生，不能代表全国学生，但其中一个问题值得政府认真回答：当越来越多人连“游戏规则是否一样”都开始怀疑，制度的公信力就已经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钱。
如果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可以在UPU正规渠道失利后，转身通过大学较高收费的直接招生管道进入大学，而另一个来自B40家庭、成绩同样不错的学生却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而只能放弃，那么教育公平就不能只谈种族，也必须谈阶级。
否则最后可能出现一种非常讽刺的局面：我们原本说教育政策是为了帮助弱势，结果真正最有选择权的人，却是最有钱的人。
华研这项调查中，也有受访学生认为，高收费直接招生让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拥有更多选择。 这至少提醒政府，“扶弱”不能永远只用族群标签理解。一个城市里的富裕家庭，与一个偏乡里的贫困家庭，面对的资源差距可能远比肤色更加真实。
如果政策的目标真的是扶弱，就应该越来越精准地找出“谁真正需要帮助”，而不是几十年后仍然习惯用最简单的分类方式分配教育机会。统考问题也是如此。
政府今年5月已经开放部分统考生，在符合马来文及历史科等条件下，可申请特定公立大学课程，包括中文研究、中文语言学及中文教育等领域。 这是一个变化，却距离真正让统考生拥有更广泛的公立大学选择仍有明显距离。问题从来不应该变成“承认统考是不是华社赢了”。
真正该问的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如果学术水平达到大学要求、国家语文能力也符合规定，为什么国家投资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建立一套清楚、公平而可衡量的标准，让他凭能力竞争？
如果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父母在这里工作纳税，最终却因为升学道路受限而到新加坡、台湾、澳洲、英国或其他地方求学，毕业后顺势留在那里发展，大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大学学额，而可能是一名未来的医生、工程师、研究员、企业家甚至纳税人。
一个国家最昂贵的人才外流，并不是政府花钱把人才送出去，而是家庭自己掏钱把孩子培养成才，最后免费送给别的国家使用。
高教改革现在谈得很大。政府已宣布推动废除《大专法令》，并准备以新的高等教育法律框架取代，高教部也公开承诺新制度将经过独立委员会及利益相关者咨询。
这些方向当然值得关注，但改革大学不能只改学生能不能讲话、能不能组织活动，却不碰最敏感的那扇门——谁有机会进入大学。
如果招生制度依然让家长猜、学生猜、社会猜，再漂亮的“高教改革”口号都少了一块最重要的地基。
政府不必保证每一个4.0学生都进入医学系，也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第一志愿。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当学生落榜时，他可以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落榜；当另一名学生被录取时，社会也知道他凭什么被录取。
公平，从来不是保证每个人得到想要的东西。
公平是每个人都看得见规则，而且知道规则不会因为自己是谁而突然改变。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损失的就不只是几个大学学额，而是一代年轻人对这个国家最基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