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薪资差距并不只是学历高低造成。2025年数据显示，技术员工月薪中位数达5057令吉，半技术员工只有2223令吉，低技能员工更只有1758令吉，相差接近3倍，而后两类员工更占全国受薪者63.4%。
博特拉大学（UPM）消费金融专家莫哈末法兹里教授指出，这组数据反映的不只是个人资格差异，更暴露我国就业结构、生产力、科技应用及职位附加价值之间的落差。
他说，真正需要讨论的，不应只是“怎样让员工加薪”，而是大马经济究竟能够创造多少高附加值职位。如果市场持续集中在低附加值、低生产力工作，即使最低薪金不断上调，也难以从根本缩小收入差距。
他指出，生产力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因为企业生产力提高，并不代表员工购买力一定同步增加。换句话说，薪资数字上涨，并不等于生活就真的变得更轻松。
数据显示，大马人月薪中位数已从2024年的2793令吉，增加至2025年的2940令吉，名义增长5.3%，高于2025年约1.4%的整体通胀率。
不过，莫哈末法兹里认为，这不能直接解读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食物、房租与房价、交通、医疗及其他基本开销的涨幅各不相同，真正有意义的指标，是一个人在支付所有必要开销后，手上还剩多少钱。
他认为，要真正拉高半技术及低技能员工收入，必须同时推动技能提升、再培训、生产力改善及职位价值升级，而不是只依靠最低薪金。
他说，最低薪金仍然重要，因为它为劳动市场提供基本保障，但若要长期改善生活水平，还必须配合技职教育与培训（TVET）、产业所需技能培训、自动化、数码化、减少技能错配，以及建立更清楚的升迁及职业发展路线。
他也认为，渐进式薪金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这类制度的核心，就是把薪资增长与技能及生产力提升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方式调高工资。
至于国家银行2018年提出，吉隆坡单身人士每月2700令吉的“生活工资”参考水平，他认为有关数字今天仍可作为概念及历史参考，却不适合直接拿来衡量2026年的生活成本。
原因是2700令吉是根据2018年吉隆坡的生活开销结构计算，而2940令吉则是全国某一时期的薪资中位数，两者的年份、地区及计算基础都不同，不能直接拿来比较。
他指出，对部分居住在高生活成本城市的员工来说，2940令吉或许足以应付不少基本需要，但是否还能留下储蓄、应急资金及财务缓冲，则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