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一宗不孕治疗纠纷掀起法律争议，一名61岁男子控诉，前妻在两人分居及商谈离婚期间，涉嫌伪造他的同意书，再使用第三者精子接受体外受精并诞下一名孩子。他认为医院没有做好身份及同意确认，因此入禀法院索赔1100万日圆（约29万令吉）。
据《产经新闻》报道，男子与妻子早在2020年已与有关医院签订不孕治疗协议，原本共同接受生殖治疗。
两人的婚姻关系后来出现变化，并于2022年1月开始分居及讨论离婚事宜。男子声称，妻子其后在没有获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提交一份署有其名字的文件，并把第三者精子带到医院进行体外受精。
有关治疗最终成功，女方于2023年8月诞下一名孩子。
男子离婚后认为，院方在进行涉及第三者精子的生殖治疗前，没有充分确认所谓“丈夫同意”是否真实，因此于今年3月向京都地方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向负责经营医院的医疗法人索赔1100万日圆。
医院方面则否认疏忽，并主张当时已经按照适当程序处理。
这宗案件也把日本生殖医疗目前存在的制度漏洞推上台面。随着不孕治疗越来越普遍，日本通过体外受精出生的孩子人数也持续增加。
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数据显示，2024年通过体外受精出生的婴儿约有8万6000人，创下新高，平均约每8名新生儿就有1人属于体外受精出生。
在日本，若通过医疗保险接受不孕治疗，原则上会使用丈夫的精子，而且通常在医疗机构内采集。不过，如果丈夫因故无法亲自到院，也可能由妻子代为把精子送到医院。
问题在于，一旦精子不是在院内直接取得，医疗机构要如何确认丈夫是否真正知情及同意，目前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范。
现行做法主要依赖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的指引，以书面方式确认双方同意。不过，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家事法专家二宫周平指出，单靠文件仍存在被伪造的风险，若能由医疗机构直接与本人面谈确认，可靠程度会更高。
更复杂的是，日本针对第三者提供精子的制度，同样缺乏完整法律规范。
在这宗案件中，女方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取得第三者精子，目前并未公开。不过，日本网络目前确实存在精子提供者媒合网站，也有人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寻找捐赠者。
部分平台会列出捐赠者的身高、体重、职业、居住地区及精液检查结果，让有需要者自行联系，但这类私人交易并没有统一监管。
二宫周平指出，在缺乏明确法规下，私人精子交易可能衍生多重风险，包括对方提出高额金钱要求、强迫发生性行为，以及捐赠者没有接受完整传染病筛检等。
另一项长期争议，则是孩子未来是否有权知道自己的生物学父亲是谁。
如果精子通过私人渠道取得，相关资料往往不会由医院或公共机构保存，孩子长大后可能无法追查自己的遗传来源。
因此，有专家主张，日本应尽快建立更完整的精子捐赠及辅助生殖法规，由公共机构统一保存捐赠者资料，同时规范医院确认同意的程序，避免类似争议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