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最低薪金从1700令吉直接调高至3100令吉，部分利润微薄的行业恐怕最先通过减少招聘、缩短营业时间、调高售价甚至加快自动化来消化成本。大马雇主联合会主席拿督赛胡先因此认为，这项建议跨度过大，并不符合企业实际承受能力。
他指出，从1700令吉提高至3100令吉，相等于基本薪资成本一次增加约82%，对企业而言并不只是每名员工每月多付1400令吉的问题。
随着基本薪金调高，雇主承担的法定缴款、加班费、员工福利，以及其他以薪资为基础计算的劳动成本，也会同步增加，因此整体人力开销的增幅可能进一步扩大。
赛胡先认为，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将是低利润率行业及规模较小的企业。面对骤增的人力成本，部分雇主可能选择暂缓招聘、减少职位、合并工作岗位，甚至缩小业务规模。
另一种可能是企业把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通过提高商品及服务价格维持营运；有能力投资科技的企业，也可能进一步以自动化取代部分人力需求。
他警告，如果企业因为承担不起成本而减少招聘，原本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措施，最终反而可能令年轻人及初入职场者更难获得第一份工作。
赛胡先也强调，最低薪金与“合理生活工资”不能混为一谈。最低薪金属于法律规定的工资底线，而生活工资则涉及一个人或家庭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所需的收入，两者的计算目的及涵盖范围并不相同。
因此，他认为，不能单纯因为生活成本上升，就直接把最低薪金拉高至与某个生活工资水平相同。
赛胡先同时反对在所有行业及企业之间采用完全相同的成本假设。他指出，跨国企业、大型公司以及微型、中小型企业，在生产力、盈利能力、成本结构及支付薪资的能力方面都有明显差异。
他认为，未来检讨最低薪金时，应综合工资中位数、劳动生产力、通胀、生活成本、失业率、雇主支付能力，以及不同领域和企业规模的实际情况，再决定调整幅度。
最低薪金的作用，是为劳动市场设定基本保障；生活工资则更侧重实际生活需求。两者虽然有关联，但政策若要兼顾员工收入与就业机会，调薪幅度、执行速度及企业承受能力，都必须同时纳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