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从来不是任何族群的“天性”，更不该被包装成种族课题。谁掌握权力、谁拥有批项目、分配资源及执行政策的权限，谁就更需要接受制度监督。把贪污问题简单归咎于某个族群，不但模糊真正问题，也很容易把社会重新拉回种族对立。
踏入国庆月，马来西亚社会本应有更多关于国家未来、制度改革及人民生活的讨论，但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言论却越来越容易被种族叙事带着走。
过去几十年，不同族群都曾被套上各种刻板印象。马来人曾被形容依赖政府援助、缺乏竞争力；华人则常被标签为只重利益、控制经济甚至“不忠于国家”；印裔社会也时常被不公平地与犯罪、酗酒或社会问题联系。
这些标签一旦被政治化，就很容易在选举时期重新出现。政党为了巩固基本盘，往往把贪污、族群权益、非土著地位或所谓“谁会失去什么”等课题放大，让选民在不安与恐惧中作出选择。
近期网络上甚至出现类似“只要拿钱的是自己族群就没关系”的讽刺说法，把贪污与种族身份绑在一起。
然而，这种逻辑本身就站不住脚。
马来社会并不会因为涉贪者是马来人，就自动接受贪污；华裔、印裔或其他族群也不应因为犯错者与自己同族，就替违法行为寻找理由。人民真正反感的，是有人滥用权力、挪用公共资金及利用职位牟取私人利益。
2018年第14届全国大选已经证明，选民的政治选择可以发生巨大变化。当时大批年轻人返乡投票，部分大道车流异常繁忙，政治气氛也与过去明显不同。
2018年5月8日，即投票日前一天，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媒体人员曾受邀到哥打峇鲁Palm Manor，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交流。
当时东姑拉沙里以“道路看起来都黑压压的”来形容大量民众返乡投票的景象，并提到当时的民意浪潮相当强烈。第二天，全国政局果然出现重大变化，国阵首次失去中央政权。
这段历史也说明，选民并不是固定属于任何政党的“资产”。同一批年轻人今天如果转而支持其他政党，也不能因此就被指责为支持贪污、滥权或任何不当行为。
尤其是没有固定党派倾向的中间选民，他们更可能依据经济、生活压力、政府表现、候选人素质及政策成效调整选择。把他们每一次政治转向都解释成“族群觉醒”或“支持贪腐”，只会低估选民的判断能力。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贪污会持续发生。
掌权者拥有审批工程、分配拨款、制定规则及执行法律的权力，当制度缺乏透明度、监督机制薄弱、利益冲突没有受到约束时，贪污风险自然会上升。这与一个人的种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衡的问题。
换句话说，问题不在普通选民属于哪个族群，而在制度有没有能力约束掌权者。
从2018年至今，马来西亚短短数年经历多次政权更替，首相、部长及政治联盟不断变化，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因此停止。每天清晨，人民还是要塞在车龙里上班、做生意、送孩子上学，再想办法应付房贷、车贷、食物及生活费。
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如果长期停留在种族争论，最终最吃亏的仍是普通人民。因为当大家忙着争论“是谁的错”“哪个族群占便宜”，真正应该被追问的课题——工资、物价、公共交通、教育、医疗、政府效率及反贪制度——反而容易被放到一旁。
国庆真正值得提醒我们的，不是要求所有人拥有相同政治立场，而是即使意见不同，也应该先把自己视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一个成熟社会可以争论政策、批评政府，也可以在选举中换党支持，但不应把族群当成政治武器。贪污就是贪污，滥权就是滥权，无论涉事者叫什么名字、属于什么族群，都应该接受同一套法律与监督。
如果到了下一次大选，我们仍然被“马来人怎样、华人怎样、印度人怎样”的旧剧本牵着走，那么改变的可能只是执政者，而不是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