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若同时推动取消高收入群体RON95汽油补贴，并进一步讨论向超高净值人士征收财富税，虽然可回应财政压力与社会公平诉求，但经济与税务专家提醒，相关政策若设计不周，可能带来资本、投资及人才外流风险。
近期市场围绕两项财政课题展开讨论：一是政府研究撤销富裕阶层的RON95汽油补贴，二是是否应对超级富豪开征财富税。专家认为，前者属于较温和的补贴改革，后者则牵涉资产估值、资金流动及区域竞争力，处理难度更高。
北方大学经济、金融与银行学院教授林福炎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指出，若政府一边取消富人补贴，另一边又推出财富税，可能让市场解读为大马税务环境对财富不够友善。他认为，这类讯号若处理不好，不只是影响富豪，也可能影响外资对大马投资环境的信心。
他说，真正的高净值人士带走的未必只是资金，还包括商业网络、企业管理经验、投资能力及人才资源。一旦这些人把资产与业务重心转移到其他国家，受影响的将不只是税收，而是更广泛的经济活力。
林福炎认为，若大马落实财富税，最可能受惠的是邻近的新加坡。原因是新加坡具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税制相对稳定，资金调动便利，对高净值人士及企业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税法专家傅集成博士则指出，财富税在理念上强调社会公平，但实际执行并不简单。财富税征收对象是净资产，不是年度收入，因此部分企业家即使拥有大量股权、房地产或企业资产，也未必每年都有足够现金缴税。
他举例，若一名人士总资产为5000万令吉，扣除800万令吉负债后，净资产为4200万令吉；若假设财富税率为2%，该人士需缴付84万令吉税款。问题在于，这笔税款未必来自现金收入，而是按资产总值计算。
傅集成说，这会产生流动性错配、资产估值争议及财富跨境转移等现实问题。例如上市股票较容易估值，但私人公司股权、土地、收藏品等资产未必有明确市场价格，若每年都要估值，容易出现争议、诉讼及高合规成本。
此外，财富本身具有流动性，高净值人士可通过改变税务居民身分、调整资产架构、设立信托或把资金配置到海外来降低税负。长远来看，政府能征收到的税基可能会缩小，实际税收未必如预期。
专家指出，撤销高收入群体RON95补贴，相较财富税更接近针对性财政改革。若补贴长期让高收入者与普通家庭享有同样待遇，确实容易造成资源错配；但若政府在同一时期再推进财富税，市场或会担心大马整体税务环境趋紧。
林福炎表示，根据《福布斯》估算，若向国内超级富豪征税，理论上可带来约83亿令吉收入。不过，他认为，相比政府每年庞大的财政赤字，这笔收入更像短期补充，难以从根本改善公共财政。若富豪在第一年后完成资产重组或迁移，第二年起税基可能明显缩小。
他建议，若政府确有财政迫切需要，可参考2022年“繁荣税”模式，考虑一次性向高净值人士征收1%至2%的特别税。相比长期财富税，一次性特别税在非常时期较容易取得社会理解，也较不容易引发持续资本出走忧虑。
傅集成也认为，大马当前更现实的财政改革方向，应是先强化现有税收体系，包括全面落实电子发票制度、加强税务审计与执法、扩大国际税务信息交换、打击逃税与地下经济，以及让补贴机制更精准。他强调，即使未来实施财富税，也应被视为高度受限的辅助性税种，而不应成为财政体系的核心支柱。
从国际经验来看，财富税并非容易长期维持的税制。傅集成指出，截至今年初，经合组织国家中仅少数国家仍对富人征收全面个人净财富税，包括挪威、西班牙、瑞士和哥伦比亚；亚洲多数国家则倾向使用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或遗产税，而不是每年按个人净资产征税。
他总结，财富税常面对5大限制，包括税收贡献有限、高净值人士行为反应削弱税基、资产估值争议、豁免制度削弱公平性，以及行政成本高于实际收益。多数国家的经验显示，财富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通常有限，政策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际财政效果。
这场讨论的核心，并不只是“该不该向富人征税”，而是政府如何在财政整顿、社会公平及经济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对大马而言，缩减不精准补贴有其必要性，但任何涉及财富存量的新税制，都必须兼顾区域竞争、投资信心及执行能力，避免出现税还未征足，资金与人才已先流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