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京一名派出所副所长为完成禁毒查处指标，竟被指设计案件，让原本未涉毒的未成年人吸食含毒电子烟，再由警方“查获”。案件今年4月一审宣判后，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基层执法考核是否过度依赖数字。
据《中青报》报道，涉案的马姓副所长为了完成查处任务，2年前安排3名社会人士参与设局，诱导6名未成年人吸食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
报道指出，这些未成年人原本并未涉毒，但在相关安排下吸食含毒电子烟，之后再被以“人赃俱获”的方式查处。事件曝光后，引起舆论质疑，执法人员是否为了达成业绩考核而制造案件。
2026年4月，马某因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另外3名参与犯罪的社会人士也同时获刑。
这起案件的争议不只在于个人违法，更在于背后反映出的考核压力。禁毒执法本应以真实案件、合法取证及保护未成年人为底线，若查处数量变成主要目标，便可能扭曲执法方向，甚至让无辜者被卷入案件。
类似“数字出政绩”的问题，过去在中国部分地区也曾引发争议。河南舞阳县曾被曝光招商引资数据灌水，实际到账1亿多元人民币（约6000万令吉），却被上报为78亿元人民币（约46.8亿令吉）。
另一起案件则涉及黑龙江齐齐哈尔农垦公安分局局长李某。报道提到，李某曾被指暗示员警找人冒充吸毒人员，以完成相关指标，最终编造吸毒案件26件。
这些案例显示，若公部门考核过度强调数量，可能让基层单位为了“达标”而走向造假。短期看似完成任务，长期却会伤害政府公信力，也影响正常行政程序和公平正义。
对执法体系而言，真正需要被检视的不是数字是否漂亮，而是案件是否真实、程序是否正当、权力是否受到约束。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毒品及刑事处罚的案件，更不能让绩效压力凌驾于法律底线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