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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高不等于工作更快乐 男子月入5.5万仍吐苦水
高薪未必换来轻松生活。香港一名月入5.5万港元(约2.83万令吉)的部门主管,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诉苦,称自己长期承受沉重工作压力,甚至宁愿接受近乎“腰斩”的薪资,回到月薪约3万港元(约1.55万令吉)的中层岗位,只求工作负担别再这么重。这名45岁男子是在脸书相关裁员讨论专页发帖,坦言外界往往只看到薪资数字,却看不到高职背后的压力。他表示,自己目前虽然身居主管职,但日常不仅要处理繁杂事务,还得顾及团队管理与人事情况,精神负担相当大。他说,自己此前曾任另一份月薪6.2万港元(约3.19万令吉)的工作,不过做了几个月后遭裁退。后来即使愿意主动减薪7000港元(约3600令吉),想转找中层职位,结果仍不顺利,最后还是回到主管层级。他进一步指出,自己其实没有太大经济压力,现阶段更想要的是一份相对稳定、责任没那么重的工作,但现实并不如想象。以他目前的年龄,不少公司并不倾向聘请年纪较大的求职者担任中层职位,让他陷入想退却退不了的处境。有关帖文迅速引发讨论,网民反应明显两极。有人把焦点放在他的职位和薪水,质疑以“部门主管”来说,5.5万港元的待遇未必算特别高,也有人拿自己的收入作比较,认为楼主的说法更像是在“换个方式晒薪水”。不过,也有不少上班族对他的处境表示理解,认为职位越高,肩上的责任往往越重,薪资增加不代表生活质量同步提升。部分网民更说,职场一旦爬到某个层级,想往回走并不容易,因为企业未必愿意录用条件较高、资历较深的人回去做较低职位。这类讨论之所以引起共鸣,反映的其实不只是“高薪苦不苦”,而是许多职场人士到了中年后,开始重新衡量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取舍。薪水固然重要,但责任、情绪压力、管理负担,甚至年龄带来的转职门槛,也都是现实职场里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国不必开火就能瘫痪全球 学者曝“台海封锁剧本”
台海一旦出现高强度紧张局势,外界担心的恐怕不只是军事对峙本身,更可能是能源、航运、晶片与金融市场同步承压。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傅立门近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的冲击,已显示现代冲突不必全面开战,也能让全球供应链迅速失衡;他认为,这种做法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对台施压时可参考的模式。傅立门的观察重点,不在于伊朗是否击沉油轮,而在于少量飞弹与无人机袭扰,已足以让承保机构与航运市场避险升温,进而影响这条承担全球约两成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他指出,即便美国尝试以再保险补贴、海军护航等方式稳定局势,市场仍未必愿意照常承担风险,反映商业运作对战争预期极为敏感。他认为,这类“先让市场退场、再放大经济压力”的手法,未必需要直接摧毁商船,也可能达到实质封锁效果。文章称,中国无论军力、经济体量或区域投射能力,都远在伊朗之上,若将类似逻辑搬到台海,执行层次与影响范围都可能更复杂。按照他的推演,北京若在危机中单方面宣布对进出台湾的人流、物流实施管制,再配合飞弹试射、实弹演训或划设禁航区等举措,即使没有立即爆发全面交火,也足以让航空与海运业者重新评估风险。一旦民间运输力量减少甚至退出,台湾周边航道与空域就可能先出现商业层面的“降温”与收缩。傅立门也提到,商业战争风险保险通常设有“5大国条款”,一旦美中爆发冲突,承保可能自动终止。他据此质疑,若国际航运公司连面对伊朗无人机威胁都显得谨慎,未来若要在解放军高压态势下维持对台运输,难度只会更高。在他看来,这将把华府推向棘手选择:一边是默认北京在事实上扩大对台湾商业活动的控制范围,另一边则是冒着局势升级为全面经济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风险继续介入。即使双方设法避免战争,台海若出现长期高压局面,带来的总体经济与金融震荡,也可能超过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文章进一步指出,若美国及盟友继续尝试对台补给,中国未必需要动用致命武力,只要持续骚扰、威吓或制造高度不确定性,就可能削弱运输意愿。届时不仅台湾,连日本与南韩都可能面对能源输入受阻的连带压力,因为问题不只是价格上涨,而是即使愿意出更高价,也未必找得到愿意承运的船只。傅立门特别点出台积电的战略位置。他说,全球逾90%最尖端晶片产能集中于台积电,但国际社会并没有类似石油储备那样的半导体缓冲机制;即便美国亚利桑那州厂持续扩产,短期内也难完全填补产能缺口。若台湾在能源紧张下被迫调配工业用电,甚至因补给线受压而影响晶圆厂运作,全球科技业与资本市场都可能承受连锁冲击。他也提醒,当前晶片出口仍有助于缓冲能源价格波动对台湾与南韩经济的影响,但若台海危机本身波及半导体供应,这项支撑力量就会同时动摇。届时不只是制造业受创,美国科技股与全球金融市场也可能迅速受到拖累,风险扩散速度未必亚于能源危机。从这篇文章的论点来看,作者试图提醒西方,未来潜在的台海风险未必先以传统海战或空战形式爆发,而可能先从保险、物流、能源与市场信心被逐步抽离开始。也因此,危机应对不只是军事部署问题,还涉及储备体系、后勤网络与跨国经济协调机制是否提早到位。傅立门最后呼吁,美国与盟友应尽快建立联合储备机制、预先部署危机后勤,并形成常设经济危机管理框架。他认为,这类准备工作需要在危机前完成压力测试,而不是等局势恶化后才仓促拼凑。对他而言,真正的首要任务,不是事后惩罚中国或切断供应链,而是先设法把全球经济冲击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幼儿园爆持刀命案 4名年幼儿童不幸遇害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生一宗涉及幼童的致命袭击案,当地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周四在一所幼儿园内持刀行凶,造成4名儿童死亡,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警方指出,事发地点位于坎帕拉马金德区一所名为“格加巴幼儿发展项目学校”的幼儿园。警方女发言人卡瓦拉说,当局已确认4名未成年人在事件中丧命,涉案男子随后被逮捕。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死者年龄介于2岁至3岁之间。至于嫌犯为何行凶,警方现阶段尚未公布进一步细节,仅表示犯案动机仍有待查明。这起案件因涉及年幼儿童,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对于幼儿教育机构而言,校园安全与人员管理向来是社会敏感课题,一旦发生暴力事件,往往也会再次引发公众对校方防范机制、出入管理及紧急应变能力的讨论。目前,警方仍在跟进案情,包括厘清嫌犯背景、作案经过,以及事发时校内具体情况。相关单位后续公布的调查结果,预计将成为外界关注重点。
“送书”成死亡陷阱 8岁女童遭女老师杀害
韩国大法院周三就大田小学女童命案作出终审裁决,驳回被告上诉,维持二审判处无期徒刑及佩戴电子追踪装置30年的原判。这宗发生在校园内的致命案件,当时震惊韩国社会,如今随着三审定谳,案件也正式告一段落。根据韩媒报道,涉案女子明梓莞现年49岁,案发时为大田一所小学教师。法院认定,她于2025年2月10日在校内诱骗刚结束课后照顾班、准备离校的小学女童金荷娜进入视听教室后行凶,犯案手法残忍,且具有明显预谋性。判决内容指出,明梓莞在案发当天中午外出购买凶器,并刻意选择隔音条件较强的视听教室作为下手地点,待现场人流减少后锁定年幼学童犯案。法院也提到,她事后关灯并破坏受害者手机,显示其不仅事前有所准备,犯后也有试图掩饰行踪和犯罪痕迹的举动。案件审理过程中,明梓莞虽承认犯行,但以“精神耗弱”为由要求减轻刑责。不过,法院认为,她在选择对象、准备工具、实施犯案及处理后续痕迹方面,都展现出相当清晰的判断与行动能力,因此不接受其有关丧失辨别能力或控制能力的主张。这宗命案的一审于2025年10月宣判,当时法院已判她无期徒刑,并命令佩戴电子追踪装置30年;检方随后提起上诉,要求判处死刑,辩方则主张量刑过重。到了2026年1月,二审维持原判,如今大法院再驳回上诉,等同确认无期徒刑定谳。案发前,明梓莞曾因忧郁症申请长期病假,之后提前复职。调查资料显示,她在案发前数日曾出现破坏设备及对同事施暴等异常行为,也因此被调整工作安排。检方认为,她是在不满与愤怒情绪累积下萌生“在学校杀人”的念头,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缺乏防备的年幼学生身上。除了刑事判决,这宗案件也已引发教育体系层面的处分。大田市教育厅早前已召开惩戒委员会,决定将明梓莞免职,且她未提出异议,意味着其教师资格也随之丧失。这起案件之所以持续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关注,不只是因为受害者年纪幼小,更因为案发地点就在校园内,而行凶者原本是肩负照顾与保护责任的教师。案件发生后,韩国社会对于校园安全、教师精神健康管理及课后照护制度的检讨声浪持续升高。
多次犯案仍不收手 男子拐卖儿童被执行死刑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周四公布一批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典型案例,并借此再次释放重判讯号。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王某文案,官方披露,这名多次涉拐卖儿童犯罪的人贩子,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根据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王某文自2001年起实施拐骗、拐卖儿童犯罪,2006年曾因拐骗1名儿童被判刑3年,2008年刑满释放后仍继续犯案;2015年又因拐卖3名儿童被判刑15年。其后,司法机关在他服刑期间再查出其他漏罪,并于2019年将他解回受审。法院查明,王某文在2001年10月至2010年5月期间,以出卖为目的,单独或伙同他人在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偷盗未满6周岁的幼儿共11人,再贩卖到广东。若连同此前已判案件计算,官方披露其共拐卖14名儿童。判词指出,王某文以贩卖为目的偷盗、拐卖儿童,给受害家庭带来巨大精神打击和沉重寻亲成本,部分家长甚至因此轻生未遂或婚姻破裂。法院认定他属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且为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因此从重判处死刑,并与前罪并罚后执行。最高法这次同时发布另外数宗案例,包括拐卖多名精神病患及智力障碍妇女并实施奸淫,以及把生育当成牟利手段、出卖多名亲生子女等案件。官方强调,人民法院将继续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持高压打击,并同步加强财产刑适用。从官方披露的数据来看,中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整体虽已明显下降,2025年较2012年高峰下降77.95%,但犯罪手法也在变化。最高法指出,传统的绑架、强抢、偷盗型案件已显著减少,利用欺骗手段拐卖的个案增加,涉网拐卖也更趋隐蔽,买卖双方与中介会借助网络平台、暗语及线上联络方式进行交易。这次典型案例集中公布,不只是个案通报,也反映官方在当前治理方向上,已把“重判震慑”与“打击新型拐卖手法”并行推进。对外界而言,除了看到重刑落地,更关注的将是网络化、隐蔽化拐卖链条接下来如何被持续追查与堵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