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马来西亚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版图，种族与宗教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离不开几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与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文化。首先，“老马”马哈迪医生在位时，高举“马来主权”与“土著优先”的大旗，将族群优先政策制度化，种族主义因而有了合法性与政权的庇护。从公立大学配额到商贸政策倾斜，一条条以“扶弱”为名的措施，实则巩固既得利益集团，令多元社会的裂痕愈加明显。久而久之，当权者只需轻易拨动“族群焦虑”这根弦，就能稳固政治资本——种族主义遂在马来西亚横行无阻。
紧接着登场的是伊斯兰党灵魂人物——哈迪阿旺。若说种族主义是一把钝刀，慢慢削弱社会共识，那么宗教极端化便是一把利刃，直指国家多元共存的要害。哈迪的政治修辞从“捍卫伊斯兰”上升到对异见者的“诅咒”，再到将宗教霸凌写进政治纲领，令原本脆弱的族群关系雪上加霜；在他笔下，“神权”被塑造成至高无上的执政正当性，任何反对声都成了“冒犯伊斯兰”的罪名。
当年轻一代政客如阿克玛（阿末阿克玛沙里）崛起时，人们看见了老马与哈迪思想的延伸：他以更尖锐、更社媒化的煽动言语，继承并放大前辈的族群与宗教叙事，让极端化言论找到新的受众。于是，“后继有人”成为悲哀的事实——旧毒素以新包装注入公共舆论场，年轻选民在贴文与短视频里被不断暗示“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与此同时，特殊权利这根“拐杖”原意在于帮助社会弱势起步，却在长期滥用中成了某些族群安于现状的借口。三代人扶着同一根拐杖，早已忘了原本该用双脚奔跑；反而将依赖合理化，视改革为威胁。安华上台后，虽然口口声声要“重设马来西亚”，却迟迟不敢真正收回拐杖——既害怕触动庞大利益网络，也忌惮输掉下一场选举。拐杖于是可以安心继续支撑，却也持续拖慢国家整体的竞争力。
在华社眼中，昔日代表族群利益的马华公会早已失去政治话语权；从国阵的“固定配角”到国会席位寥寥无几，马华对族群议题的发声屈指可数，任由华社对其“心死”。至于号称多元进步的民主行动党（火箭），在州属行政与中央联盟取舍之间频频妥协，支持者对其“改朝换代”愿景渐失信心，沦为“死心”的另一面写照。
当这些人物与政党交织而成的历史剪影摆在眼前，马来西亚社会其实正被同一个命题反复叩问：要继续让种族与宗教话语主导政治分配，还是勇敢拆下拐杖、拆除旧藩篱，迈向真正的多元公平？答案并不取决于哪一个领袖的口号，而在于公民社会能否共同拒绝被恐惧与偏见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