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霾每年都来，受苦的却永远是普通老百姓。有人被迫停工，有人不敢出门，孩子不能上学，老人和病患必须忍受空气污染。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经济利益，可能流向少数人，但健康、教育和经济损失，却要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今年印尼林火再度失控，烟霾不仅笼罩当地多个省份，也持续飘向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然而，比起烟霾究竟会持续多久，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东南亚已经面对这个问题几十年，却始终无法摆脱每逢旱季就提心吊胆的局面？
根据印尼教育部门9月初公布的数据，6个省份共有1万2874所学校改为居家学习，涉及约143万名学生。印尼卫生部截至10月12日的统计则显示，受影响地区累计出现超过27万宗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其中逾6万宗涉及5岁及以下儿童。
这些数字反映的，绝对不只是空气品质变差那么简单。
当孩子无法正常上课，家长就必须重新安排工作；当呼吸道疾病增加，医院便得承担额外压力；当航班因能见度不足而延误或取消，航空业、旅游业及相关企业也必须面对损失。
换句话说，一场森林大火产生的成本，远远超过消防队灭火所需要的开销。
问题是，这笔账究竟应该由谁来付？
独立森林监测机构Nusantara Atlas根据卫星资料估计，今年1月至9月，印尼约有190万公顷土地受到林火影响，规模相当惊人。虽然受影响面积不代表所有植被都已完全烧毁，但已经足以说明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
气候异常及长期干旱，确实可能让火势更容易蔓延。然而，把问题全部归咎于天气，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地方会反复发生大规模火灾。
关键之一，在于土地开发方式。
印尼拥有大片泥炭地，正常情况下，泥炭层长期浸泡在水中，并不容易燃烧。但部分地区为了农业及种植园开发，修建排水沟渠，降低地下水位，让原本潮湿的泥炭逐渐干燥。
一旦发生火灾，火势甚至能够深入地下持续闷烧，难以单靠一般洒水方式彻底扑灭。
这也意味着，一些地方的火灾风险，并非完全由大自然造成，而是长期土地开发活动累积的结果。
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诱因。
对部分土地开发者而言，放火清理土地的成本，可能远远低于使用机械清理。若违法成本不高，事后又难以追究责任，便容易形成一种扭曲的商业逻辑：守规矩的人需要付出更高成本，冒险违法的人反而可能获得竞争优势。
如此一来，环保不再只是意识问题，而是整个市场的奖惩机制出现漏洞。
印尼警方截至10月中旬，已将223名个人及9家企业列为林火案件嫌疑对象。这至少显示，当局已经把部分火灾纳入刑事调查范围。
但嫌疑人被调查，并不代表最终一定被定罪。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案件最后有多少能够完成举证、进入司法程序，以及违法者是否须承担与损害程度相符的责任。
若每次烟霾来袭，执法部门都高调宣布调查，风头过去后却没有完整交代结果，公众自然难以建立信心。
同样重要的是，责任不应该只停留在第一线放火的人身上。
假设有人为了土地开发而烧芭，真正获得开发收益的企业、地主或其他相关单位，是否也应接受调查？如果企业明知土地存在非法清理活动，却仍然从中获利，监管制度是否有足够能力追究责任？
这才是防止林火年年重演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看看烟霾造成的损失，就更能看出制度不合理之处。
如果一家工厂排放有毒废气，造成周边居民健康受损，社会通常会要求调查污染源，甚至追讨赔偿。为什么当污染变成跨国烟霾，受害者却只能戴口罩、关窗户，等待风向改变？
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虽然并非主要火源所在国，却同样需要承担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和健康代价。
这些损失不应该因为烟霾跨越国界，就变成无人负责的账单。
当然，跨国烟霾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指责邻国解决。印尼国土辽阔，部分林火发生在偏远泥炭地区，灭火工作涉及天气、地形、水源及庞大人力，确实存在实际困难。
但困难不代表可以放弃改革，更不能把灭火与长期预防混为一谈。
东盟国家需要的，不只是灾难发生后互相提供消防飞机或直升机，而是建立更有效的长期合作机制，包括共享火点资料、追踪涉火土地的经营者、加强泥炭地保护，以及让相关企业承担应有的责任。
今年10月16日，印尼政府表示愿意接受外国援助应对林火，被视为区域合作出现进一步空间。
与此同时，卫星影像显示，加里曼丹林火产生的烟霾已扩散至雅加达及周边地区上空。雅加达部分地区的空气品质也达到不健康水平，显示空气污染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偏远灾区。
然而，不能因为烟霾开始影响政治与经济中心，才把它视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的居民，以及长期受到跨境烟霾影响的马新人民而言，这场危机从来就不是新鲜事。
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在烟霾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
例如，在旱季来临前恢复泥炭地水位，对高风险土地进行持续监测，建立透明的火灾调查及检控记录，并提高违法烧芭的实际成本。
除此之外，也应该让公众能够清楚掌握，一块发生火灾的土地由谁经营、是否涉及非法清地，以及案件最终如何处理。
如果资料长期不透明，公众便只能看到火，却无法看清火灾背后的责任关系。
这场烟霾危机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是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之间长期存在的成本失衡。
种植园可以创造就业、税收及出口收入，这些经济利益不应被否定。但如果部分经营活动必须以破坏环境、损害人民健康为代价，就必须重新计算所谓发展的真实成本。
因为烟霾不会识别国界，更不会因为受害者没有参与土地开发，就主动绕道而行。
印尼不能永远依靠旱季结束来解决烟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不能年复一年只能等待下一场雨。
真正应该被扑灭的，不只是地面上的火，还有让低成本违法行为不断重演的制度漏洞。
最重要的是，别再让守规矩的人承担代价，让破坏环境的人享受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