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导航软件，竟然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甚至让政府下令禁用。问题来了：把Waze从手机里删除，国家就真的更安全了吗？如果替代软件的导航不够准确，造成驾驶者在道路上面对更多风险，又该由谁负责？
政府担心人民资料外泄，绝对不是小题大做。但国家安全不能只靠一道禁令来证明，真正需要检验的，是禁令背后的风险依据，以及执行之后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我国政府于10月21日正式宣布，禁止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期间使用Waze导航软件，即时生效。首相安华也呼吁全体国人停用Waze，改用本土开发的TuJu。不过必须厘清，现阶段的强制禁令只针对公务员执行公务期间，普通民众并没有被禁止使用Waze。
政府提出的理由，是Waze涉及以色列法律管辖问题，用户的行踪及个人资料可能面对安全风险。这样的担忧有其合理性，毕竟导航软件掌握的不只是道路位置，还可能包括一个人的出行时间、日常路线与活动规律。长期累积的定位资料，一旦遭到不当利用，确实可能带来隐私及安全威胁。
然而，风险存在与风险已经发生，是两回事。政府发布的官方常见问题说明也承认，目前没有证据显示Waze实际对用户进行有关行踪模式的分析，但认为有关资料仍存在被如此利用的风险。换言之，政府采取的是预防措施，并非因为已经证实Waze将大马人的行踪资料交给以色列当局。
正因为如此，政府更有责任向人民解释风险究竟有多高，哪些资料可能受到影响，以及为什么其他同样收集定位资料的导航软件，能够获得不同的风险评估。尤其Waze早在2013年已经被Google收购，虽然其法律管辖情况与Google Maps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实际资料处理方式、存储地点及安全保障有什么差别，都值得公开说明。国家安全涉及敏感资料，未必能够公布所有细节，但至少应该交代足以让公众理解决定的依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推荐的本土导航软件TuJu，是否已经具备取代Waze的实际能力。科技媒体SoyaCincau于10月22日刊登的实测报告指出，TuJu在导航指示、复杂道路出口及车道引导等方面仍有不足，同时欠缺Android Auto及Apple CarPlay支援。这些是媒体测试观察，并不代表所有用户都会遇到相同问题，但已经提出一个不能忽视的道路安全课题。
试想想，一名驾驶者在繁忙大道上行驶，原本只需听从清楚的导航指示，却因为新软件无法准确提醒出口位置，被迫频频查看手机确认路线。万一驶错车道，或者临时发现必须转向，所面对的风险绝不只是多走几公里那么简单。我们不能为了防范一种尚未证实发生的资料风险，却忽略另一种可能直接影响驾驶安全的现实问题。
当然，这并不代表Waze没有缺点，更不意味着外国软件一定比本土软件优秀。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导航科技，长远而言绝对值得发展，尤其涉及本地道路资料与数码自主权，更有建立本土技术能力的必要。然而，本土软件要赢得市场，不能只靠政府号召，更必须靠准确性、稳定性及用户体验取得信任。
还有一点值得深思。如果政府认为Waze收集定位资料可能危害个人隐私，那么本土导航软件是否也应该接受同样严格的检验？TuJu同样涉及用户位置及使用资料的收集。人民有权知道，这些资料由谁管理、储存多久、是否会提供第三方，以及有没有经过独立的网络安全评估。所谓资料主权，绝不是把资料从外国企业手中转移到本地机构，就自动等于安全。
公务员使用政府设备及执行敏感任务，自然可以受到更严格的资讯安全规定；普通民众日常驾车，则涉及便利、隐私与个人选择。两者应该有清楚界线。政府可以根据风险采取预防措施，也可以鼓励人民支持国产软件，但不能让一场涉及科技及网络安全的讨论，最后演变成使用哪一款导航软件才算爱国的争论。
真正有说服力的政策，不应该让人民只能在国家安全和驾驶便利之间二选一。政府若能公开合理的风险评估，同时让TuJu通过实际道路测试、解决用户反映的问题，相信更有助于建立公众信心。
一纸禁令可以让公务员停止使用Waze，却无法自动提升本土软件的导航能力，更不代表所有资料安全问题都已经解决。
保护国家资料是责任，确保人民出行安全同样是责任。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证明政府有能力禁止一款软件，而是让人民看见，禁令实施之后，我们的网络安全与道路安全究竟改善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