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副总会长兼丹绒比艾国会议员黄日昇指出，政府计划从2027年6月起，将全国最低薪金从1700令吉调高至2000令吉，同时允许年营业额少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及中小型企业暂时豁免。他认为，这项安排虽然回应了部分企业对成本上涨的担忧，却也可能造成不同规模企业的员工薪资出现落差，衍生更多劳动力问题。
黄日昇表示，调高薪资有助改善员工收入，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必须顾及企业的承受能力及整体就业市场，不能只处理眼前的争议，却忽略后续影响。
他指出，中小微型企业在我国就业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根据统计局数据，2025年这类企业共提供约809万个就业岗位，占全国就业人数的48.7%。他担心，一旦大型企业率先落实2000令吉最低薪金，而符合豁免条件的企业仍维持较低薪资，员工可能转往待遇较好的公司，令中小企业面对更大招聘压力。
他举例，小型工厂、餐饮业、零售业及服务业的员工，若发现大型企业提供的相似职位能带来更高收入，自然可能重新考虑就业选择。黄日昇认为，这属于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反应，并非员工的问题；但若政府没有提前评估，原本为了减轻中小企业负担而设的豁免措施，反而可能加剧这些企业的人手短缺。
除了企业规模带来的薪资差距，黄日昇也关注外籍劳工在劳动市场中的比例。他引述2025年数据指出，马来西亚有超过213万名合法外劳，其中制造业约62万人、建筑业约59万人、服务业约39万人，种植及农业领域也有不少外籍劳工。
他表示，政府有必要评估最低薪金调整后，实际受惠的本地基层员工人数，以及新工资水平会如何影响企业聘用外劳、招募本地员工和投入自动化设备的决定。尤其是外劳比例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薪资政策带来的影响不能只从企业规模判断。
黄日昇也质疑，政府目前并未明确交代微型及中小企业的豁免期限。他说，若豁免只是让企业争取调整时间，政府就应说明何时结束；如果长期保留，则必须解释，为何同一国家、相同职业的员工，会因雇主规模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最低薪资水平。
他认为，政府近期推动的薪资调整也需要更全面的规划。除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半技术员工及毕业生的工资改革起点定为2500令吉，政府相关投资机构及官联公司的生活工资基准也从3100令吉上调至3400令吉。
不过，黄日昇指出，单纯提高工资数字并不足够，政府还应说明薪资增长如何与生产力、企业盈利及市场需求相互配合。若企业订单、生产效率和利润没有同步改善，却同时承担工资、水电、租金、融资、原料、税务及合规等开销，增加的成本最终仍须由企业或其他环节承担。
他强调，政府应制定更长远的方案，让企业经营能力与员工收入一同提升，而不是每当政策引发反弹，就再增加一项豁免安排。黄日昇认为，最低薪金政策牵涉的不只是员工收入或企业成本，也会影响全国就业生态，因此在落实前必须进行充分评估，避免解决一个问题后，又衍生新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