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越靠近，政府最危险的误判，就是以为人民看到“加码”两个字，心里就会自动给政府加分。
过去，政府宣布多派一点钱、多给一点津贴，确实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但今天的选民已经不是只看“政府给了什么”，而是会进一步问：为什么现在才给？可以维持多久？大选之后还有没有？生活真的因此轻松了吗？
以柴油津贴为例，从9月1日起，BUDI MADANI基本每月额度已从200公升恢复至300公升，符合条件的私人柴油皮卡及四驱车车主，再申请额外100公升后，每月最高可享400公升；已经获得额外额度批准者则自动调整。单从政策本身来看，这当然是实质上的增加。
问题是，今天人民看政府政策，已经越来越少只看单一数字。
一个月多100公升当然是钱，但如果同一个家庭面对的是杂货涨价、外食越来越贵、保险费增加、房贷车贷压力，再加上孩子教育和日常开销不断上升，那么政府增加的一项津贴，很容易就在其他生活成本中被吃掉。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小心一种正在出现的政治现象“援助疲劳”。
所谓援助疲劳，并不是人民不要援助，更不是有钱拿还嫌弃，而是当各种援助、回扣、津贴和一次性措施不断出现后，人民对这些宣布的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
第一次宣布，大家觉得是惊喜；第二次觉得不错；到了第三次、第四次，人民开始问的已经不是“有多少”，而是：“我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变好？”
如果人民每隔几个月都需要等待政府宣布另一个援助计划，某种程度上反而说明生活成本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政府今天补这里，明天补那里，长期下来甚至可能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国家不是越来越容易生活，而是越来越多人必须依靠政府不断“补洞”才能撑下去。
执政进入后半段，政府不能再把所有政治资本都押在“宣布好消息”上。因为一个政府执政第一年，人民或许愿意听愿景；第二年，可以接受改革阵痛；第三年，还会观察成果；到了接近一个完整任期时，人民看的已经不是政府准备做什么，而是过去几年究竟做成了什么。
这时候再宣布一连串惠民措施，当然不是错，但政治回报已经不会像执政初期那么简单，因为选民也会算时间。
越接近大选才出现的好消息，越容易被放在政治显微镜下检视。人民自然会问，如果这项措施那么好，为什么两年前没有？如果国家财政现在负担得起，之前为什么不能？如果现在能够增加额度，大选之后是不是依然能够保持？
这些问题不一定代表人民反政府，却说明今天的选民已经比过去更难单靠一两项“礼物”被说服。更何况，政府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本来就不是“有没有给钱”，而是人民对未来有没有安全感。
一个打工族真正想知道的，不只是这个月省了几十令吉油钱，而是明年薪水追不追得上物价；一个小商家在意的，也不只是某项津贴增加，而是租金、电费、原料、人力成本会不会继续涨；一个刚成家的年轻人更在乎，几年后自己有没有能力买房、养孩子和存退休金。
所以，与其在大选前不断思考“还可以再给什么”，政府更应该问：“过去给出去的东西，有没有真正改变人民的生活？”
好的援助应该是一座桥，帮助人民渡过困难；最怕的是援助最后变成一张长期止痛药处方，疼的时候加一点剂量，却始终没有解决为什么会一直疼。
针对性燃油津贴也是一样。政府有责任减少走私、堵住漏洞，让真正需要的人继续享有补贴；目前BUDI Diesel受惠者仍以每公升2令吉10仙购买柴油，而非补贴柴油近期已达到每公升4令吉92仙，政府承担的差额并不小。
所谓值得，不只是“人民今天少付多少钱”，还包括政府有没有趁改革补贴制度的同时，提高工资成长、增加高薪工作、改善公共交通、降低经商成本，以及处理那些长期推高家庭开销的结构性问题。
否则，政府可能会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循环：生活越来越贵，政府增加援助；援助不足，再增加额度；额度增加后仍然追不上生活成本，下一轮又必须再宣布新的措施。
政府越来越忙，预算越来越大，人民却没有觉得自己越来越轻松，到了最后，双方都会累。
距离下一届全国大选越来越近，对安华政府而言，能够赢得选票的未必是最后一年再送出多少“糖果”，而是能不能让人民相信，即使大选结束，这套政策依然走得下去。
人民不会拒绝100公升柴油津贴，也不会嫌政府给得太多。
但比多100公升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不需要每隔几个月等待政府宣布下一项援助，才敢确定自己撑得过下个月。
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在大选前拼命提醒人民自己给过多少。
因为人民自己的钱包，会替政府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