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共用针筒的经历，成为一名49岁男子人生的重要转折。男子“Man”透露，他年轻时因吸毒与友人共用针具，后来接受检测时确诊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此后还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及就业困难，如今靠长期治疗、家人支持与务农维持生活。
Man说，他约在2000年受朋友影响开始接触毒品，期间曾使用海洛因、冰毒、Erimin 5、大麻及摇头丸，其中海洛因是通过注射方式使用。毒瘾持续超过10年，也令当时的学业受到影响。
他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01年。当时他在雪兰莪与一名朋友一起使用海洛因，并首次与他人共用针筒。后来，他从其他朋友口中得知，该名友人因艾滋病相关情况去世。
Man其后进入政府戒毒中心，并主动要求验血。2003年仍居住在吉隆坡期间，他接受检测后得知自己HIV呈阳性。
他坦言，当时第一个获知情况的人是母亲，对方并没有放弃他，而是一直陪伴和给予支持。
Man从2006年开始接受HIV药物治疗，并称多年来从未自行中断服药。即使经济困难，他也会向兄弟姐妹借钱，以确保能够继续治疗。
虽然过去的毒瘾偶尔仍会成为诱惑，他说自己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再次碰毒，母亲也不断劝阻。
除了HIV，Man称自己在2018年开始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并被诊断患上精神分裂症。他曾出现幻听，也曾在半岛生活期间尝试伤害自己，同年返回沙巴。
他说，情况最差时体重只剩约45公斤，如今已经回升至70公斤。不过，他表示目前偶尔仍会听到要求自己伤害自己的声音，因此继续接受治疗。
如今，Man与70多岁的母亲一起生活，靠种植香蕉及木薯维持简单生活，同时也教导儿童诵读《古兰经》。他把持续治疗、家人陪伴及宗教信仰视为支撑自己继续生活的重要力量。
不过，住处距离医疗设施较远，也成为他持续治疗的一大负担。他透露，如果搭乘他人车辆前往当地医院，来回交通费约60至80令吉以上；若要到亚庇医院看诊，包括等候及司机餐费，一趟可能需要约200令吉。
除了治疗费用，他也面对社会标签带来的压力，因此一直没有公开自己作为HIV感染者的身份。自2021年持有精神障碍类别残障人士（OKU）卡后，他也曾因为求职时出示有关证件而遭遇困难。
“我希望可以靠自己工作。每次申请工作，出示OKU卡后，对方就不愿意录用。”他说。
母亲则表示，如今看到儿子情况逐渐稳定，让她感到宽慰。她每天都会提醒Man准时服药，也希望儿子不要再回到过去身体极度消瘦、健康恶化的状态。
马来西亚艾滋病基金会（MAF）名誉秘书再顿医生（Dr Zaiton Yahaya）指出，该基金会通过沙巴健康可及计划（SHAPE），为住在偏远地区的患者提供部分交通援助。
她说，沙巴地理条件复杂，一些患者必须长途跋涉才能见到专科医生，单是交通费就可能超过200令吉。有关援助虽然未必能承担全部费用，但至少可以减轻患者持续接受治疗的负担。
她表示，目前沙巴相关援助获得国油基金会及双威支持，当天团队也到访4户患者家庭，让资助方了解患者面对的实际困难，以及相关援助带来的帮助。
随着HIV治疗进步，患者若持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按时服药，病毒量可以长期受到控制。社会对HIV感染者的歧视，仍可能影响他们求职、就医及维持治疗，因此稳定医疗支援和减少污名化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