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79 年至今，马来西亚政府医院 1 令吉看诊的收费标准，已维持长达 47 年。无论收入高低、身份差异，民众凭这 1 令吉，就能在政府医院或诊所享受看诊、取药、住院乃至手术等基础医疗服务。这套高补贴的医疗体系，曾为无数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撑起健康保护伞，“全民医疗普及化” 更成为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标杆。
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时代早已变迁。如今的 1 令吉，或许仅够支付半小时停车费，或勉强买下一颗鸡蛋，连一份普通椰浆饭都难以负担。但在物价飞涨、通胀高企的大环境下，1 令吉看病的制度却始终未变，如同停留在旧时光里的列车，承载着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在成本飙升的现实中艰难前行。任何制度都无法脱离实际成本永续运行，如何让医疗体系长久运转，已成为马来西亚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针对这一现状，《星洲日报》专访雪隆私人医生公会主席崔耀豪、候任主席郭启燕及秘书长郑志雄，从基层医疗视角，剖析马来西亚推动医疗改革的必要性。
崔耀豪：供需失衡负荷重 公共医疗濒临崩溃
马来西亚医疗采用公立与私立双轨并行模式：公共医疗由卫生部统筹，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提供低价服务；私立医疗则遵循市场规则，凭借更完善的设施、更短的候诊时间与个性化服务，吸引本地患者与国际医疗游客。
由于价格悬殊，民众大多优先选择公共医疗，这也让本就紧张的公立医疗资源不堪重负。崔耀豪直言，在医疗成本上涨、就诊人数激增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公共医疗体系已濒临崩溃，1 令吉看病的模式，注定难以长久维系。
他指出，医疗需求的增长速度，已远超资源扩充的速度。“患者数量没有上限，但医生、专科门诊、病床与医疗设备都十分有限。” 供需失衡之下，体系运转逐渐失控，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候诊时间不断拉长。
“过去患者转诊专科，大概 1 个月就能排上号，现在动辄要等七八个月，甚至更久。” 崔耀豪举例，过长的等待对重症患者而言，不只是不便，更可能延误治疗。一线工作中，他常听到患者无奈感慨：“等到能看病了，人都已经不行了。”
他警告，若再不推动改革，3 至 5 年后公共医疗将达到承载极限，届时候诊与手术等待时间会进一步拉长，“未来做一场手术，可能要等上 3 年”，民众就医只会越来越难。
除了等待久，服务质量下滑也是体系承压的重要信号。崔耀豪提到，公立医院长期满负荷运转，大量医护人员不堪重负选择离职，人手短缺问题始终无解。“留下的医生要照看更多病人，工作量翻倍，身心俱疲。很多患者就诊时都发现，医生忙了一整天，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
人手不足直接压缩了问诊时长，不少看诊变成了 “速战速决”：快速问症、开药、安排下一位，服务难以做到细致周全，品质自然大打折扣。
郑志雄：人口老化慢病增 低收费难掩深层矛盾
在郑志雄看来，人口结构变化，进一步加重了公共医疗的负担。一方面，马来西亚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高龄群体的医疗需求本就更高；另一方面，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患者不断增多，医疗体系面对的不再只是就诊人数的增加，更有长期治疗与照护的庞大需求。
以糖尿病患者为例，长期使用的胰岛素、各类药物及定期检查费用，远远超过 1 令吉的诊费。而政府的支出还远不止这些，医生薪酬、医院建设、设备采购、药品供应，每一项都是巨额成本。
他指出，当前公共医疗的核心矛盾之一，就是政策过度执着于维持超低收费，却忽略了服务质量与体系可持续性的平衡。
医疗价格上涨是全球趋势。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先进药物、精密器材与新型治疗手段投入使用，让治疗更精准、安全、有效，但这一切都需要更高的成本投入。“医疗进步本就需要付出代价，更好的治疗方案，对应的必然是更高的成本。”
可现实却是，技术、药品、设备价格持续上涨，政府医院收费却始终不变。当成本与价格严重脱节，政府只能不断加大补贴力度。而大量资金都用来维持现有服务，能投入到提升服务、增聘人手、更新设施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最终反而不利于医疗体系的发展。
郑志雄强调，设立公共医疗的初衷，是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优质且及时的医疗保障，而非死守某个收费数字。“如果 1 令吉看病保留下来了，但民众能享受到的服务却越来越差，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制度设立的本意吗？”
郭启燕：重价值而非价格 改革是为永续发展
提到医疗改革，社会普遍担忧：是不是以后看病会更贵？对此郭启燕认为，改革的核心不该是收费高低，而是医疗服务本身的价值与品质。
“如果费用从 1 令吉涨到 10 令吉，但能换来更短的等待、更充足的资源、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完善的照护，这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提升。”
没有任何制度能一成不变，医疗体系更是如此。郭启燕表示，40 多年前的马来西亚，人口规模、疾病类型、医疗技术水平，乃至民众对医疗的期待，都和现在截然不同。“如果只盯着‘1 令吉还在不在’，反而会忽略更关键的问题：我们的医疗体系，还能不能为下一代提供稳定、及时、优质的保障？”
“比起纠结当下能不能 1 令吉看病，更该思考的是，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还能获得同等甚至更好的医疗服务。” 她直言，医疗改革刻不容缓，“就像轮胎漏气要及时修，不能等半路爆胎才补救。医疗体系也一样，别等真正崩溃了，才想起要改革。”
三位医生均表示，改革的目的绝非把成本转嫁给民众，而是在需求与成本同步增长的现实下，找到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让公共医疗既能正常运转，又能保持公平性、可负担性与高品质。对他们而言，一个能让民众及时就医、品质可靠、长久稳定的医疗体系，远比死守一个象征性的收费数字更有意义。
当然，医疗改革从来不易。财政分配、政策落地、社会接受度，每一项调整都牵动各方利益，也面临诸多挑战。改革还将遭遇哪些难题？《星洲日报》后续将继续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