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与东马同属马来西亚联邦，但两地人民在身份认同上，长期呈现不同面貌。近年来，随着《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MA63）、砂沙自主权、区域发展差距及联邦资源分配等课题持续升温，半岛与东马之间的身份差异，再度成为社会讨论焦点。
在西马半岛，许多人谈到身份时，往往先从族群出发。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长期构成社会与政治叙事的主要框架，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的国家建设，族群分类一直深深影响教育、语言、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介绍自己时，说“我是华人”、“我是马来人”或“我是印度人”，相当普遍。
东马的情况则明显不同。砂拉越和沙巴拥有更多元的民族组成，包括伊班、比达友、马兰诺、肯雅、加央、卡达山杜顺、巴瑶、毛律、华人、马来人等多个群体。由于社会结构本身高度多元，没有单一民族长期完全主导地方社会，长期共处之下，地域身份反而更容易成为共同标签。
在砂拉越，许多人更习惯说自己是“砂拉越人”；在沙巴，也有不少人优先认同自己是“沙巴人”。这并不意味他们否定自身民族背景，而是他们的身份排序，往往不只围绕单一族群，而是把地方归属感放在更前面。
跨族群通婚，是东马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砂拉越，一个家庭同时拥有伊班、华人、比达友、马来人或乌鲁民族血统的情况并不罕见。沙巴也常见卡达山杜顺、巴瑶、华人及其他族群结合而成的混合家庭。
这种家庭结构，使许多东马年轻一代很难被简单归类为单一族群。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伊班与华人血统，也可能拥有比达友与马来血统。对他们而言，若只用传统族群标签定义自己，反而无法完整说明自身背景。因此，“砂拉越人”或“沙巴人”这种跨越族群界线的共同身份，便更容易被接受。
不少东马人会很自然地说，自己的家族里有好几个民族。这类情况在半岛当然也存在，但在东马的普遍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东马多元不是只停留在官方口号，而是常常直接出现在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和社区生活中。
学者与观察人士一般认为，这种差异与马来西亚的历史形成有关。半岛的政治框架主要延续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的国家建构模式，而砂拉越与沙巴则是在1963年以不同历史背景参与组成马来西亚。不同的历史经验，也让东马人民更重视地方权益、区域地位和共同家园意识。
近年来，MA63、石油资源、教育自主权、卫生设施、基建发展及联邦与砂沙关系等议题不断被提出，也进一步强化东马人民的地域认同。对许多砂沙年轻人而言，他们既是马来西亚人，也是砂拉越人或沙巴人；至于民族身份，则是个人文化根源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标签。
这类身份差异也提醒外界，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不能只用半岛经验来理解。半岛的族群政治有其历史脉络，东马的地域共同体也有其现实基础。若联邦政策忽略这种差异，就容易在教育、行政、发展规划和政治代表性上出现落差。
半岛与东马的身份认同，并没有谁比较先进或谁比较落后，而是反映不同地区在历史、人口结构与社会互动中的独特经验。东马较普遍的跨族群通婚和地方共同体意识，塑造出一种更具融合性的社会氛围，也让“砂拉越人”和“沙巴人”这两个身份标签，能够超越传统族群界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来西亚不只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由不同区域经验组成的联邦国家。半岛强调族群身份，东马强调地域共同体，两者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面貌。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更平衡的国家认同，将是马来西亚未来继续面对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