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F提款，不能一再成为生活压力的“止痛药”
雇员公积金本来就不是普通存款户头，而是多数打工族晚年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成体系的退休储蓄。过去几年，社会一碰到生活成本、医疗开销、债务压力或现金流吃紧，讨论往往很快就回到同一个方向：能不能再让人民提EPF？这个提问看似直接，实际上却很危险，因为它把本该留给未来养老的钱，一次次当成今天生活缺口的缓冲垫。
EPF近年确实已经比过去灵活得多。自2024年5月11日起，55岁以下会员的账户被重组为三部分，分别是退休户头、福祉户头和灵活户头，新缴纳款项按75%、15%和10%分配；其中灵活户头可在符合条件下随时提款，最低提款额为50令吉。EPF本身对这项设计的定位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应对短期现金需要和紧急情况，而不是鼓励把退休储蓄日常化、消费化。
问题在于，制度变灵活，不代表现实已经变宽松。最新媒体引述相关报告指出，多数会员其实没有动用灵活户头；但真正提款的人，很多是为了买日用品、应付突发开销、处理债务与其他迫切支出，提款者中月入3000令吉以下者占比也最高。换句话说，人民提款并不一定是因为“理财观念差”，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手上的钱根本不够用。
这正是EPF课题最不该被简化的地方。若今天一个家庭需要靠提公积金来缴账单、看病、还债或撑过月尾，那真正该被追问的，不是“还要不要开放更多提款”，而是工资增长是否跟得上、基本生活成本是否过高、医疗与照护负担是否转嫁给家庭、以及社会安全网为何仍不足。把退休金拿来填补制度缺口，短期看像是帮了人民，长期看却可能只是把今天的贫困往后推，变成未来的老年贫困。
更值得警惕的是，EPF自己已经把退休储蓄门槛重新拉高。根据其2024/2025退休收入充足框架，60岁时的“基础储蓄”定为39万令吉，“充足储蓄”为65万令吉，“加强储蓄”则达130万令吉；按Belanjawanku估算，巴生河流域单身长者每月约需2690令吉，才能维持一个较合理的退休生活。可是截至2024年10月，约只有36%的活跃正式领域会员达到原有、而且更低的基本储蓄基准。这说明现实不是人民“存太多拿一点没关系”，而是许多人本来就存得不够。
因此，社论立场很简单：灵活提款可以存在，但不能被不断扩大成常态政策，更不能被包装成解决民生成本问题的主轴。对真正遭遇失业、疾病、家庭紧急事故的人，制度应当保留弹性；但对国家来说，更迫切的任务是减少人民“非提不可”的情况，而不是持续提供“先提款再说”的出口。否则，今天看似减压，明天可能就换来更多无力退休的人。
好消息是，人民并非没有储蓄意愿。EPF今年公布，2025年传统与伊斯兰储蓄派息均为6.15%，总资产增至1.409兆令吉，总缴纳额升至1215亿令吉，自愿缴纳也增至192亿令吉，其中i-Saraan表现尤其明显，受惠者人数与缴纳额都大幅增加。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只要政策设计合理、激励足够、公众对制度仍有信心，人民并不是不愿意为退休储蓄。
所以，下一阶段真正该推进的，不是新一轮“要不要再开EPF”的政治讨论，而是更扎实的收入与保障改革：提升低薪群体可支配收入、加强医疗与长期照护支援、扩大非正规与零工族的持续缴纳机制、鼓励会员在渡过短期危机后，把资金逐步转回退休用途。EPF其实也已允许会员把灵活户头或福祉户头的存款，单向转回退休户头，这类“回补机制”未来更应该被积极推动，而不是只宣传提款有多方便。
说到底，EPF提款争议从来不只是提款技术问题，而是国家如何看待人民晚年尊严的问题。一个社会若总是默认人民必须先掏空自己的退休金，才能撑过眼前日子，那就不是制度有弹性，而是制度还不够完善。公积金可以救急，却不该长期代替薪资政策、社会保障和民生改革。今天若继续把EPF当作万能缓冲池，明天我们要面对的，恐怕不只是提款压力，而是一整代人的退休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