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酒驾酿成他人死亡或重伤，涉案车辆不应只是停在证物场，而应在定罪后被依法充公拍卖，把所得款项转作援助受害者家属及道路安全用途。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MIROS）董事会前成员沙林塔姆提出上述建议，促请政府通过修法，针对严重酒驾个案祭出更具震慑力的处置方式。
他认为，现有罚款机制已不足以压制酒驾问题，尤其面对屡犯者时，单靠金钱处罚往往难以形成真正威慑，部分违法司机甚至把罚款视为狂欢后的代价。因此，他主张，必须让违规者面对更直接的财产代价，即失去涉案交通工具的所有权。
根据他的建议，政府可修订《2010年陆路公共交通法令》第80条文，加入新附录，授权当局在特定严重案件中，现场扣押有关车辆。适用范围包括酒驾导致死亡或重伤、重复酒驾、高酒精含量超过每100毫升150毫克、吸毒驾驶，以及涉及商用车辆的严重违规个案。
他进一步建议，一旦法庭裁定罪名成立，涉案车辆可由法庭下令充公，并在90天后公开拍卖。拍卖所得当中，50%可拨入受害者及家属赔偿基金，另外50%则可纳入道路安全信托基金。
沙林塔姆强调，这项建议的出发点，并非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要让那些因本可避免的酒驾事故而破碎的家庭，获得更实际的支援。他认为，若制度能把违法者的财产代价，部分转为受害者援助，也会让法律讯号更清楚，不再只是“罚了就算”。
他说，这类安排也应兼顾无辜第三方的权益，例如车辆若涉及父母、雇主或融资公司等其他权益人，制度必须设下保障机制。即使车辆最终无法直接处理，被定罪司机也应承担相等市值款项，并把有关款项支付至赔偿基金，而不是让责任被转嫁给无关者。
从政策层面来看，这项主张其实反映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酒驾案件带来的伤害，从来不只停留在法庭判刑或罚款数字。受害者家属后续面对的丧葬、生活、抚养与心理压力，往往远比一张罚单沉重得多。若法律只聚焦处罚违法者，却没有同步建立更清楚的补偿机制，社会对“代价是否足够”自然会持续出现质疑。
他也援引国外做法作为参考，指出拉脱维亚在落实车辆充公政策后的3年内，已有逾2000辆汽车被没收，酒驾案件明显下降；至于白俄罗斯，则规定驾驶者若在12个月内第二次酒驾，车辆可被充公。
他认为，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现行处罚力度仍显不足，尤其在面对重复违规和高风险驾驶时，法律未必足以让潜在违法者真正却步。对他而言，只有当酒驾者明白，出事后不只可能面对刑责，连车也会失去，社会才会更清楚看到国家打击危险驾驶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