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大马街头看到车子抛锚、摩托翻覆、长者跌倒，路人主动上前帮忙的画面并不罕见。如今，同样的场景出现，更多人第一反应却是“先拿手机拍、先观望、甚至直接走开”。
这是冷漠吗？还是一种自我保护？
现实情况是，社会并不是突然变坏，而是信任结构正在改变。
先看几个真实趋势。近年社交媒体频频流传“好心被反咬”的个案：扶人反被指责、借钱不还、帮忙反遭诈骗。警方也多次提醒公众提防假车祸、假求助、假筹款等骗局。国家银行与警方数据显示，电信诈骗与网络诈骗案件逐年上升，损失金额动辄数亿令吉。这样的背景，自然会影响公众对“陌生求助”的判断。
当风险被不断放大，人们会本能地提高警惕。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吉隆坡、槟城、新山等城市人口密集，但邻里关系却相对疏离。公寓生活取代甘榜文化，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减少。社会学研究早已指出，当社区联系减弱，社会信任水平也会下降。不是大家变冷血，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长期互动基础。
第三，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社交媒体让每一件事情都可能被放大、剪辑、断章取义。帮人时如果处理不当，可能被拍下片段在网上流传。许多人担心“帮了人却被网暴”。在高曝光风险的时代，沉默成了更安全的选择。
当然，也不能忽略法律与责任的不确定性。大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好心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全面保障施救者免于法律风险。虽然现实中真正因救人而被追责的案例极少，但法律认知模糊，会放大心理顾虑。
然而，事情并非全然悲观。
灾难时刻，大马人依然展现强烈的互助精神。水灾期间的民间救援、车祸现场的合力抬车、义务捐血活动的踊跃参与，都证明社会并未失去善意。差别在于——人们更倾向于“在安全、集体、制度化的环境中帮助”，而不是在高度不确定的个别场景中单独行动。
这说明问题不在于“善良减少”，而在于“信任成本提高”。
当诈骗频繁、法律界线模糊、舆论环境尖锐，人们会权衡风险。帮助陌生人从“自然反应”变成“理性计算”。这是一种社会成熟的防御机制，但如果长期下去，也可能侵蚀社会温度。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降低帮助的风险成本。
这包括加强诈骗执法、提升公众法律保障认知、推动明确的好心人保护机制，以及重建社区连结。只有当公众相信“帮助别人不会带来额外伤害”，善意才会重新成为本能，而不是例外。
我们不是不愿意帮人。
我们只是害怕，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善良会变成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