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金援助到针对性补贴，从电费折扣到食品券，我国政府每年投入的资源确实不少。问题是，几年下来，我们身边的低收入家庭，生活真的翻身了吗？
答案往往很现实：压力暂时缓解了，但困境没有真正消失。
以目前的制度来看，像STR、SARA等援助，确实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对月入不足RM2,500的家庭来说，几百令吉就是一口喘气空间，可以缴电费、买米粮、补贴学费。这一点不容否认。尤其在疫情之后，现金流紧张的家庭，援助金确实是及时雨。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援助金本质上是“补洞”，不是“造桥”。
贫穷从来不是单一收入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一个家庭月入RM2,000，房租RM800，水电杂费RM300，交通RM400，孩子补习和生活费再加上去，几乎没有储蓄空间。援助金一年几千令吉，固然重要，但它无法改变收入结构，也无法让这个家庭拥有长期向上流动的能力。
更现实的是，生活成本并不会因为发放援助而停止上涨。食品价格、房租、保险保费、学费，都是长期压力来源。尤其城市地区，租金上涨速度远快于收入增长。许多B40家庭只是从“完全不够用”，变成“勉强够用”，距离“有余力储蓄”仍然很远。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中间阶层的焦虑。
M40群体往往不在主要援助名单内，但他们同样面对生活成本上升。结果形成一种社会观感：穷人靠援助撑着，中产靠借贷顶着。长期下来，社会对“补贴文化”的讨论越来越多。
当然，政府也面对现实考量。财政赤字、补贴合理化、税收结构，都限制了政策空间。要完全取消援助不现实，因为弱势群体确实需要保障。但如果长期把资源集中在现金发放，而忽略生产力提升与就业质量，那贫穷就会变成“循环性依赖”。
真正改变贫穷的，从来不是一次性现金，而是收入能力的提升。
这包括技能培训是否真正对接市场需求、渐进式薪金制度是否扩大到更多行业、中小企业是否获得升级支持创造更高薪岗位。只要低技能岗位占比过高，工资结构无法改善，再多援助也只是止痛药。
我们也要看一个趋势：年轻一代的贫穷形式正在改变。过去是“吃不饱”，现在更多是“存不到”。他们有工作，但没有资产；有收入，但没有安全感。这种隐性贫穷，不会出现在统计表最底层，却真实存在。
援助金不是错。问题在于，如果社会讨论只停留在“发多少”，而不是“怎样让人不再需要援助”，那贫穷就会被制度性延续。
穷人还是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上升通道变窄。教育成本高、技能提升门槛高、创业风险高、工资增长慢，这些都是现实。
我们需要的，是让援助成为“跳板”，而不是“天花板”。
当一个家庭能够靠技能提升收入、靠公平机会改善生活、靠稳定工作累积储蓄，援助自然会慢慢减少依赖。否则，年年发钱，年年辛苦，社会只是在原地踏步。
真正的扶贫，不只是给钱，而是给能力、给机会、给未来。
这是我们必须诚实面对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