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联邦政府正面回应1954年密令，等同于重新打开马来西亚成立前后的主权、财政与资源归属问题，而这套长期运作的叙事基础，势必受到根本性冲击。正因如此，相关讨论往往被淡化、搁置，甚至刻意忽略。
从本质上看，1954年密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殖民行政指示。无论它在不同档案中以“财政指令”“殖民命令”或其他形式出现，其核心意义并不在条文细节，而在其所确立的原则——当时的婆罗洲领土，即今日的砂拉越与沙巴，在财政、资源与税收来源上具备明确的分离性与独立性。而这一原则，并未经历一套清晰、完整且合法的废除程序。
这也使得1954年密令成为后来一切权力转移是否合法的“底账文件”。它不是过期历史，而是用来检验后续制度正当性的起点。
一旦联邦选择正面回应，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权力如何完成转移的问题。从1954年到1963年，再到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哪些权力是经由明确同意移交，哪些只是基于现实运作而被接管？相关历史文件本就显示，并非所有财政与资源权力都被完整移交，其中相当部分只是由联邦代为管理。这意味着，只要承认1954年密令的存在，便无法回避“接管依据从何而来”的追问。
随之而来的，是对数十年财政流向合法性的检视。如果1954年密令具有效力，那么石油、天然气、关税、公司税等源自砂拉越与沙巴的收入，以及宪法中有关财政分配的条文安排，都可能被重新审视。这不只是理论层面的讨论，而涉及是否存在追溯性的合法性争议。联邦真正忌惮的，并非政治争论本身，而是“长期使用的资金授权是否完整”的问题。
第三个无法回避的层面，是谁有资格解释历史。一旦正面回应1954年密令，便等于承认砂拉越与沙巴有权以1963年前的文件，对1963年后的制度提出质疑。这将打破长期被维护的一种框架：所有争议只能在联邦宪法体系内讨论。然而，相关建国安排本身就源自宪法之外、先于宪法的政治协议。一旦讨论被拉回更早的时间轴，现有叙事将难以维持封闭性。
更深层的顾虑在于先例效应。若1954年密令被正面处理，接下来被重新检视的将不只是财政问题，还可能延伸至土地、海域、税权、行政权限，甚至早期金融与货币制度。这不是单一议题的争辩，而是一连串历史账目的开启，其后果难以控制。
正因如此，联邦在应对相关问题时，逐渐形成一种高度一致的策略：既不明确否认，也不正式承认，更避免正面回应。常见做法包括将其定义为“殖民时期文件、与现行制度无关”，以技术性理由拖延研究，或把讨论范围限定在现行宪法解释之内，而刻意避开权力来源本身。
这种态度，并非源于无知，而是因为问题的重量过于清楚。若1954年密令毫无效力，联邦完全可以通过白皮书、司法审查或官方历史说明加以否定。但现实是，这些都未曾出现。因为一旦进入正式回应的轨道，联邦反而需要证明自身是合法继承者，而非基于既成事实的接管者。
归根结底，1954年密令之所以长期处于被回避的状态，并非因为它无关紧要，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触及的不是政策取向、不是情绪争议，而是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根基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