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庭否决前首相纳吉要求居家服刑的司法检讨申请，原本只是司法体系中的一项裁定，却在极短时间内被推上政治舞台，发酵成一场情绪高度集中的政治事件。行动党蒲种国会议员杨美盈在社交媒体上以“庆祝”字眼回应判决，瞬间点燃巫统的不满情绪。雪州巫青团随即集体前往其服务中心施压，递交备忘录并限时要求道歉，部分巫统二、三线领袖更借势放话，扬言不排除因事件退出团结政府。
青年工作者邓文龙指出，无论这些强硬表态最终是否真的付诸行动，至少在政治表演层面，巫统成功掌握了主动权。他们迅速占据道德与情绪高地，塑造出“为情绪出头、为支持者发声”的形象，在马来基层舆论中不仅没有受挫，反而进一步巩固同情与支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动党与希盟在多个关键议题上的沉默与退缩。当正义、原则或长期承诺需要被捍卫时，这个曾以改革自居的政治阵营，却屡屡选择低调甚至回避。
他说，赵明福命案被列为“无进一步行动”时，社会舆论一度沸腾。然而，当年高举反贪与公义旗帜的行动党，却未能掀起足够的政治与社会压力，让案件继续被追问，最终让民意热度逐渐消散。
统考承认课题同样如此。议题再度被操作成“威胁马来文与马来人地位”，巫统领袖接连出招，甚至有内阁成员公开反对；反观行动党与希盟高层，却以“顾全大局”为由选择收敛锋芒，既未系统回应质疑，也未向社会清楚说明统考的合理性与现实意义。
《城市翻新法案》更是另一个典型案例。法案一提出，立即被包装成“冲击城市马来社群”的敏感议题。巫统不仅毫不避讳地站出来反对，还高调要求撤回重谈，甚至主办“城市马来人大会”，将矛头直指房地部部长倪可敏。结果，巫统再次在舆论战中占尽优势，成功把自己重新定位为“马来人权益的守门人”。
真正令人疑惑的是，行动党与希盟为何始终停留在被动防守？为何不能反过来主导议程，例如推动一场“城市全民论坛”，从居住权、弱势群体保障、城市更新公平性等切入，整合跨族群的共同关切？若能如此，讨论的就不再是族群对立，而是全民利益；争取的也不仅是单一区域的选票，而是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这并非主张情绪煽动或街头政治，而是对现实政治逻辑的冷静观察。在现实世界里，议题本身就是权力的来源；当议题持续被放大，就会转化为情绪；当情绪被动员，便会形成浪潮，而浪潮往往能决定政治走向。
被浪潮吞没的政党，未必是治理最糟的一方，而往往是失去议程设定能力、无法回应民意焦虑的一方。谁掌握议题，谁就掌握战场；谁决定公众关注什么，谁就占据优势。
许多时候，选民并非被复杂论证说服，而是被持续曝光所引导。当某个议题不断出现在新闻、社媒与谈话中，它自然会被视为“攸关重大”。
巫统在国会只有26席，整个国阵也不过30席，却敢于频频出招、争夺话语权；反观议席更多的希盟，却显得步步为营、处处退让，行动党更因此被讽刺为“安静党”。问题从来不在席位数量，而在政治心态——国阵在大选失利后已无退路，只能孤注一掷；而安华与行动党过于在意政权稳定，反而被恐惧牵制手脚。
过去数年，巫统一边共享团结政府资源，一边在敏感议题上不断累积分数，逐渐止跌回稳。反观希盟，城市选民与华裔支持持续流失，基本盘松动，马来选民的突破又迟迟未现。
回顾政治现实，国盟曾以“穆斯林危机感”引爆绿潮，民兴党也在沙巴州选中成功掀起反联邦、本土主义的情绪浪潮。这些例子一再证明：没有议题，就没有情绪；没有情绪，就没有动员；没有动员，就谈不上胜负。
距离下一届全国大选已不遥远，行动党是否还能提出一个足以凝聚城市与华裔选民的新议题？选民是否还愿意再次把希望押在行动党身上？
而安华，是否还能被视为改革的象征？他是否仍有能力抛出一个足以回应时代焦虑的核心议题？
没有议题，就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就没有情绪；
没有情绪，就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就没有选票。
这，正是当下马来西亚政治最残酷、却最真实的运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