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追随者到规则的改写者，中国抗癌创新药正在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跃迁。
康方生物的创始人夏瑜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并拥有英国博士背景，曾在国际顶级药企体系中深度历练。2012年，她选择回国创业，组建了一支来自艾伯维、拜耳等跨国药企的核心团队。起初，康方生物沿用国际通行的“联合用药”思路，但很快意识到简单叠加靶点带来的副作用与天花板效应。于是，他们转向更激进的路径——将不同机制整合进同一分子结构，率先推进双特异性抗体AK104，实现免疫激活与抑制肿瘤血供的协同攻击，开辟了全新的药物设计逻辑。
在夏瑜的带领下，康方生物于2022年创下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新纪录，以总金额高达50亿美元，将自主研发的依沃西（PD-1/VEGF双抗）在欧美及日本市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授权给美国Summit Therapeutics。2024年，该药在世界肺癌大会公布的数据中，疗效甚至超越长期稳居全球药王地位的“可瑞达”，震动国际医药界。外媒将这一突破形容为“中国创新药的DeepSeek时刻”，《福布斯》更直言，康方已站上全球肿瘤药物规则制定者的位置。
事实上，抗肿瘤药物的技术演进，早已从单一抗体阻断，发展成多技术并行的复杂体系。基于PD-1/PD-L1“免疫正常化”理论，ADC、免疫联合、LAG-3、TIM-3等路径不断突破边界。为解决双抗在T细胞持续性上的瓶颈，科研界进一步引入“三抗”乃至“四抗”概念。2025年，成都百利天恒推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四抗药物GNC-038，标志着抗癌药物设计从“单兵作战”迈向“体系化军团”。其创始人朱义虽出身地产与仿制药，但对创新窗口的精准判断，让企业站在了浪潮之巅。
在大型药企阵营中，恒瑞医药的转型尤为典型。创始人孙飘扬长期不计成本投入研发，构建了国内最完整的抗肿瘤管线，推动恒瑞完成从仿制药巨头到创新药领军者的蜕变。其夫人钟慧娟创立的翰森制药，同样深耕创新领域，这对夫妻也被业内称为中国创新药的“黄金搭档”。
信达生物创始人俞德超则通过与礼来合作，验证了中国生物药在质量与标准上可以与全球顶尖水平并肩。其PD-1药物信迪利单抗率先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大幅降低免疫治疗门槛，被患者视为真正“用得起”的抗癌药。
与此同时，一批企业选择避开拥挤赛道。亚盛医药专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这一高难度领域，尝试恢复癌细胞的凋亡机制，填补耐药白血病治疗空白；益方生物坚持高临床价值小分子路线，在肺癌与乳腺癌中建立国产替代优势；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则成为中国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打破长期进口垄断。
AI制药的崛起，则进一步重塑创新效率。英矽智能通过生成式人工智慧发现新靶点、设计新分子，将药物发现周期从“以年计”压缩到“以月计”，并成功推动多款AI设计药物进入临床。晶泰科技则以“量子物理+AI+自动化”构建平台，成长为港股AI制药第一股。
在更前沿的细胞治疗领域，CAR-T与基因编辑技术不断突破产业化瓶颈。传奇科学家范晓虎创立湾岛细胞，推动“通用型”细胞药物落地；驯鹿生物推出全球首个全人源BCMA CAR-T，确立中国原研细胞疗法的新标准；药明巨诺则建立起商业化生产与品质控制标杆。
ADC、多抗、核药、PROTAC、mRNA疫苗……中国创新药版图不断扩张。复宏汉霖实现中欧双批单抗上市；君实生物的PD-1成为首个在美国获批的中国原研免疫药；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成功打入全球市场；康诺亚、友芝友、智核生物等公司，在细分技术领域持续突破国际边界。
这些成果最终反映在患者身上。中国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在十年间从33.3%提升至43.7%，相当于每年多挽救约50万条生命。截至2024年底，中国企业在研创新药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达到3575个，标志着全球创新格局的历史性拐点。
正如专家所言，创新药是中国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当政策、资本、人才与临床需求形成合力，中国不只是追赶者，更正在为全球抗癌事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随着更多“中国原研”走向世界，一场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抗癌革命，已悄然改写人类健康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