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尾，东北季风像设定好的程序般准时报到，东海岸三州——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随之进入一年一度的“水患季”。道路被淹、学生停课、家庭紧急撤离的画面一再重演，仿佛上一年的新闻从未结束过。今年更糟，洪水已蔓延至全国九个州属，显示问题已不再是区域性的自然灾害，而是一套长期失灵的治理结构在不断重复错误。
在一轮又一轮的救济金发放与安置行动之间，人民开始发问：我们到底是在解决水灾，还是每年只是应付水灾？政府是无能为力，还是从未真正要把问题解决？
严格说来，季风洪水确实有自然成分，但真正让灾情恶化的，是治理失序、制度碎片化与政治短视的叠加。如果不修正根本结构，未来几年我们依然会看到同样的悲剧。
水一来，政府的反应通常很快：官员前往灾区、救援队伍展开行动、物资迅速送达、安置中心开放。这些动作能立刻获得注意，也容易在媒体上呈现出“政府有行动”的形象。然而，真正决定洪灾严重程度的，是那些沉默而不起眼的长线工程，如排水扩建、河道整理、蓄洪池建设、限制土地开发、恢复森林与湿地。这些计划往往需要多年才能完成，成果不一定被看见，也无法立即累积政治利益。
因此，短期救灾往往压过长期治水。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长期脱节，使治水工程持续欠账。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马来西亚的防洪治理权力分散，没有一个真正的大总管。森林由州政府掌控，河流有些属州、有些属联邦，排水系统由联邦部门负责，土地规划则属于地方政府。规划、管理、执行、预测全分属不同单位。结果就是：每个单位做一点，却没有谁要对整体负责。联邦想推动工程必须看州政府是否点头，而州属的发展计划又可能抵触联邦防洪策略。地方政府逐个批准建设，却不会考虑跨县跨州的洪水风险。
吉兰丹哥乐河流域整治工程就是典型例子——宣布多年，却不是延误就是仍停在规划中。水患却不会等工程准备好，居民依旧面对同样的危险。
除了结构混乱外，预算分配也长期倾斜。治水工程成本高、周期长、在视觉上“看不到”，与道路、桥梁、交通站、地标建设相比，根本无法成为政绩展示。因此，治水常被放在预算表的后半段。政治人物更愿意建新桥，因为可以剪彩；却不愿投入巨资升级排水系统，因为结果埋在地下，没有掌声。
新加坡的例子反映了另一种可能。几十年来持续投入数十亿新币，系统性升级排水与蓄洪工程，最终把数千公顷的高危水灾区缩小至区区几十公顷。这不是因为它更富有，而是因为它的治理优先顺序与政治文化不同。
东海岸居民每年经历同样的痛苦，但水灾绝不是无法改变的宿命。之所以年年重复，是因为结构不改、制度不改、态度不改。我们无法阻止季风，但能决定让季风变成洪灾的，是治理的选择。
只要政治系统仍以选举周期为考量、以短线效益替代长线改革，只要权力分散导致没有人真正负责防洪整体，只要预算优先投向可见工程而非关键基础设施，那么明年的洪水一定比今年更深。
水灾真正抛给我们的提问，不是“为什么水灾又来了？”，而是“为什么我们始终不愿意让它不再来？”
只有当这个问题被正面回答的那一天，水灾的循环才会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