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上，汽车、罗里、巴士和摩哆川流不息，是推动经济循环与维系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重要力量。然而，一旦其中部分使用者偏离交通规则，这些原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工具，瞬间可能变成夺命凶器，威胁全民安全。
以罗里为例，这个近期备受关注的议题已经清楚显示问题的严重性。数据显示，从2024年1月至10月，全国共有 825辆罗里 涉及致命车祸，导致 逾5300人丧命。若回溯2019年至2024年，重型车辆事故共造成 1457名死者、473名重伤者与超过千名轻伤者。这些数字背后不是冷冰冰的统计，而是一幕幕家庭破碎的故事。
根据南北大道的数据，重型车辆仅占2023年车流量的 10%，却造成 34%的死亡事故。原因并不复杂：物理学告诉我们，超载的代价就是失控。制动距离拉长、轮胎过热、底盘受压——任何细微疏忽都可能酿成灾难性的连环撞击。
超载还带来另一项“隐形成本”：道路与桥梁的加速损耗。裂缝扩散、结构疲劳，最终维修费用几乎都由纳税人承担。换句话说，每一次超载，都是向社会开出的“无形账单”。
但问题不仅限于超载。在利润微薄、竞争激烈的运输业环境下，不少罗里司机为了赶时间提高收入，被迫超速行驶。重量压力叠加速度压力，令高速公路仿佛成了赛道，让其他守规矩的道路使用者处于高风险之中。
与此同时，不负责任的驾驶者与摩哆骑士在高速公路蛇行、硬挤盲点、鲁莽穿插的行为，更让原本就充满压力的道路环境雪上加霜，使交通风险难以预测。
面对日益严峻的交通挑战，交通部长陆兆福近年采取更强硬的改革立场备受瞩目。他成立特别工作队处理一系列严重事故，也引进 高速动态称重系统（High-Speed Weigh-in-Motion），将执法方式从传统的抽查转为实时监控，标志着交通执法进入现代化阶段。
更关键的是，政府计划修法，把责任链从司机和运输公司延伸至 货主（consignee）。许多超载行为的源头，实际上是在于市场结构——重量计酬、压价竞争、赶时效的供应链体系，都在逼迫司机违法。若不从源头改变，再多的执法也只能治标难治本。
当然，也有业者担心严格执法会推高物流成本，小企业承受压力。然而必须直言，如果一个行业必须靠违法才能维持利润，那指的不是监管太严，而是产业结构早已扭曲。过去多年松散管理，让部分企业习惯将成本转嫁给社会，如今恢复制度化，自然会感到不适。
事实上，我们并非面对一场“新危机”，而是在纠偏旧问题。法律一直都在，只是过去被当作“参考”。如今规范回归正轨，虽然会带来震荡，却是迈向成熟经济体的必要过程。
另一方面，这也不只是交通改革，更是对人性的考验。每名被迫超载的司机，都在承担更高风险；每一个因车祸失去亲人的家庭，都是在替他人的违规付出代价。人民有权在安全的道路上行驶，而司机也有权在健康合理的制度下工作。
结束“守法者吃亏”的时代
严格执行载重与速限，不是为了惩罚行业，而是为了让市场回归公平，确保守法者不再被违规者压垮。让物流成本反映真实风险，让效率来自科技与专业，而不是从“压到极限”的重量与速度中榨取。
马来西亚已经走到十字路口：是继续维持“法律只是建议”的旧文化，还是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陆兆福已明确方向，社会应给予支持，行业也应主动调整，政府更需持续投入科技、执法与教育。
对于那些明知故犯、依然在高速公路蛇行、超速、硬切车道的摩哆与驾驶者，必须提升执法力度。例如澳洲利用路段摄像系统抓拍违规者，不仅罚款，更会扣分，使人民自然养成守法习惯。
同时，必须强化道路安全教育，推动宽容与礼让文化：保持安全车距、注意盲点、不鲁莽变道。尤其要在摩哆族群中推广安全骑乘观念，让大家明白“生命最宝贵”，自觉减少高风险行为。
若马来西亚能做好这些，我们不仅能减少数千起伤亡，更能打造更安全的道路、更稳健的物流体系，以及更健康有尊严的产业生态。交通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事故统计，而是一面照见国家治理深度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