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说谎已经不再是一种偶发的道德缺陷，而是被制度化的“技能”。它渗透进行政体系、学术机构，甚至公共言论之中——一种连说谎者自己都未必相信，却仍然想要让全世界买单的自欺式表演。于是，在虚构的光环背后，国家的信誉却一次次坍塌，成了国际社会茶余饭后的笑料。
回想2015年的PISA学生能力评估事件，便是这种自欺文化的经典写照。当时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发现，我国教育部为了让排名好看，特意挑选学术成绩优异的特选学校参评，把成绩较差的学校排除在抽样之外。结果正式样本仅达51%，远低于国际要求的85%标准，最终被OECD剔出报告。尴尬的是，教育部仍对外宣称我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表现亮眼”，殊不知全世界都在看笑话——唯独自己在自我庆祝。
这种“自圆其说”的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改进，反而变本加厉。上个月，大马足总被爆出在7名归化球员的注册文件中伪造资料，未按照国际足联（FIFA）的标准核查球员祖籍地，连国民登记局的文件也被牵扯其中。事情败露后，足总迅速承认“出错”，却将问题归咎于“技术失误”——似乎谎言只要包装得礼貌一些，就能被原谅。最终，国际足联驳回上诉、维持重罚，让全世界再次看到我们那“擅长掩饰”的行政逻辑。
在资讯透明、网络发达的时代，真相的边界早已模糊，任何谎言都难逃核查。若还妄想靠几句空洞辩词掩盖事实，不仅是低估公众的智商，更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
更讽刺的是，这种“睁眼说瞎话”的风气早已从官场蔓延到学术界。一名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竟在公开讲座上宣称——“两千年前马来半岛的马来人曾远航地中海，并教授罗马人航海技术。”这番言论毫无史实依据，却被冠以学术研究之名，试图用民族浪漫主义粉饰现实。结果不仅被学界群嘲，还引发外界对该大学学术水准的严重质疑。
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学术研究，程序与验证都是其核心。行政程序需要透明、公正与可追溯，学术研究则必须建立在证据与逻辑上。若以情绪取代事实、以想象取代证据，那么所谓的“研究”不过是自我陶醉的评论。
可悲的是，我们的公共领域仍充斥着一群自以为聪明的操盘者——他们相信只要会包装、懂话术，就能在体制内左右规则、换取利益。这种文化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断重演同一个角色：虚伪、自负、缺乏自省。
只要这种“说谎成性”的思维不被根除，我们就永远停留在第三世界的循环里——嘴上喊着改革，手里却拿着假账单，对外吹嘘成就，对内掩盖失败，直到谎言成为唯一的语言，而真相，成了最奢侈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