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的教育蓝图中，补习原本是帮助学生弥补弱点、增强信心的辅助途径。家长希望孩子少走弯路、多一些机会；老师借此获得额外收入，看似皆大欢喜。然而，当补习从“辅助”变成“常态”，教育公平也在无声中被侵蚀。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对补习学生格外照顾，让未参与补习的孩子感到被忽视与边缘化。久而久之，这种不平等不仅伤害学生自尊，更可能影响他们对学习、甚至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问题的根源并不止于课堂上的差别待遇，而是整个教育生态的失衡。当补习班的收入远高于课堂教学，教师的重心难免偏离本职；当家长将分数凌驾于学习兴趣与能力之上，孩子也会学会投机取巧，而非思考求真。补习，本应是教育的“拐杖”，如今却逐渐沦为制造高分的“流水线”。
放眼国际，补习文化早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韩国，学生放学后仍要投入漫长的补习时段，政府甚至实施“补习宵禁”，限制深夜上课，但需求依旧强烈，只是转入地下。日本的“学习塾”（Juku）同样盛行，几乎所有中学生都要上补习班，成为升学竞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相较之下，新加坡与香港采取的是“监管路线”。
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大型补习中心必须注册并审核师资，香港则规定补习社须符合教育机构标准与安全条件。虽然补习仍盛行，但至少透明化，减少了滥收费用与灰色操作的空间。
中国则采取更为激进的改革。
自“双减”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补习被严格限制甚至转为非营利机构。数据显示，学生的焦虑与抑郁明显下降，学科补习机构从12.4万家锐减至9000家，逾七成学校开办了免费课后服务，97%的家长表示满意。
英国的做法则更具包容性。
疫情后政府推出“国家补习计划”，由公帑资助，把补习纳入学校体系中，重点照顾弱势家庭学生。这种模式既减轻了家长负担，也防止了教育机会被财富所左右。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补习本身无罪，关键在于“如何被使用”。
若要让大马摆脱补习依赖的恶性循环，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应明确界定教师利益冲突，严禁教师为自己学校的学生提供收费补习，以确保教学公正。
其次，补习中心应强制注册并设立透明收费制度，让家长明白每一分学费的去向。
第三，学校应主动承担“补救教学”的责任，为经济弱势学生提供学习支援。
最后，家长也必须转变观念——教育的目标不应只是分数，而是培养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与人格。
归根结底，补习能否真正造福学生，取决于社会对“教育”的定义。
当教育沦为分数买卖，孩子学到的只是技巧与捷径；当教育重回启发与成长的本质，补习才会回到它该有的位置——辅助，而非依赖。
教育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成绩单上的数字。
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懂得思考、具备担当，并以知识照亮人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