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便有频繁的贸易与人文交流。早在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记录中，便提到南洋地区已有大量“唐人”或华人聚居。事实上，郑和出海的一项任务，便是劝导南洋华人返回故土，不宜久居海外。
进入清朝后，中国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百姓出国谋生。这项政策直至1860年才正式解除。然而，即便在禁令之下，仍有不少中国人前往南洋追求生计。那之前的南洋华人，多被朝廷视为流民甚至“叛徒”；直到1860年代中期，清廷才逐步改变对海外华人的负面看法，转而希望借助他们推动国家发展。1877年，中国更在新加坡设立第一间海外领事馆，并积极防止华人“脱中华化”，开展文化与教育工作。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马两地兴起一波复兴儒家思想的运动，例如孔教复兴、社会改良等。代表人物如林文庆医生，不仅提倡儒家伦理，还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例如废除缠足、剪辫、禁鸦片、简化传统丧礼，并大力推广女性教育。他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温和的改革派，认为儒学具普世价值，可作为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石。同时，他们也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发起的变法维新。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于1900年来到新加坡继续宣传其立宪主张，在当时华社中获得广泛支持。
但局势在1906年发生转变。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挑战康有为的保皇思想。革命派与保皇派各有报章作为舆论阵地（如《中兴日报》对垒《天南新报》），形成意识形态对抗。革命思想逐渐渗透华社，促使原本以血缘与地缘为主的乡民社会，转向关心中国政局的民族主义群体。1911年辛亥革命后，保皇派迅速失势，孙中山更提出“华侨为革命之母”，可见1900年代的新马华社已完成一场政治性质的深层变革。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反帝、反殖、民主、科学的口号席卷海内外，也影响到南洋。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主张摒弃旧传统，拥抱现代价值，虽然部分知识分子尚未理清民主与科学之间的本质逻辑，但其功利主义思维亦可理解——毕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积弱，令人渴望迅速摆脱落后。
在此期间，反传统成为中国乃至南洋华社的思想主流，即便有新儒家出面维护传统，其影响力亦相对有限。20世纪初，大量中文报刊在南洋流通，加上文人南渡，促使五四精神传入南洋。新加坡等港市地区尤为明显，华社的文化与文学亦因此发生转向。
到了1920-30年代，马华文学逐渐脱离旧体诗，走向写实主义与普罗文学，聚焦南洋现实题材。新式教育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推动华语取代方言教学，打破方言隔阂，加强华人族群共同体意识。这既是教育层面的改革，也是身份认同上的重组。
五四运动强调文艺贴近现实，这种“此时此地”意识也促使南洋文化色彩浮现。然而1930年代抗日运动的兴起，使强调本土色彩的文学潮流被抗战文艺暂时压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稍有回温，然因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再度沉寂。
1950年代，中国政权更替与南洋国家陆续独立，引发华人对自身定位的深层思考。在马来亚，公民权运动推动华人从“落叶归根”的侨民，转型为“落地生根”的公民。文学思潮也出现本土化倾向，反映爱国主义和反黄潮（即反迷恋旧中国文化）的意识觉醒，强调马华文学的独立性和本地性，进而激发了左翼文学的发展。
1930至1960年代间，左翼思潮在马来亚逐渐成势，尤其影响华校青年。尽管国民党右派思想早期也具影响力，但在文艺圈属非主流。相较之下，英校出身的左派倾向多属温和派，例如费边主义者。尽管左派理论强调阶级高于种族，但在马来亚的政治现实中，语文与族群认同仍无法完全回避。结果造成华人主导的劳工党与巫人主导的人民党最终分裂，也为后来的多元政党如行动党、进步党与民政党的崛起铺路。
1969年“513事件”爆发后，华社思潮再度转向——从强调阶级斗争转为民族自救，特别是在语文、文化与经济层面。原本提倡族际交流的知识分子，也转而聚焦华人研究。1970年代可说是“华研思潮”的启蒙期，最终在1985年促成“华研中心”的诞生。
1990年代起，华社思潮从强调单一族群权益，转向跨族群合作的诉求。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若要实现公平正义，仅靠华社自身努力是不足的，必须争取与友族合作。这一理念也反映在1999年大选中华团所提出的诉求文件中，尽管仍遭当权巫统强烈反对。
进入21世纪，华社思想再度演化，主流转向支持主张多元主义、良好治理与反贪腐的政党，例如人民公正党。尽管部分人士对该党与其领导人安华心存质疑，但整体而言，公正党被视为比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巫统或宗教取向的伊党更值得信赖。
换言之，今日的马来西亚华社，其主流思维已是“顾全大局”的思潮。出于国家稳定与多元共存的考量，多数华人倾向继续支持公正党，视其为最符合时代需要、能代表公共利益与多元价值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