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半岛一头扎进宗教化治理旋涡、政策与价值观逐步“伊斯兰中心化”之际，遥远东边的砂拉越，却静静地在谱写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叙事——一种远离宗教干预、回归实务治理、建立在多元共存基础上的“非宗教治理逻辑”。在当前全国政治信任感不断流失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路径，显得格外醒目，甚至令人艳羡。
近年来，马来半岛政坛几乎被宗教议题绑架。从取消音乐节、妖魔化LGBT族群，到伊斯兰机构对公共政策日益加深的干预，原本多元的马来西亚社会被挤压进越来越狭窄的意识形态走廊。这股政治伊斯兰化的浪潮，不仅催生社会割裂，也导致城市中产与年轻选民普遍出现“宗教政治疲劳”症候群。
反观砂拉越，却像是“另一个国家”：没有官方宗教、不高举“道德政治”的大旗、没有候选人站在讲台上谈“虔诚值”。在砂议会里，辩论的是基础建设、经济分配、教育资源，而不是谁更能“捍卫信仰”或“肃清道德败类”。
砂拉越之所以能走出这条岔路，与其宪政设计脱不开关系。砂拉越宪法并未设定伊斯兰为国教，政教分离不仅写在纸上，也贯彻在制度实践中。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文化鼓励务实而非煽情，强调“让治理回到生活”，而非“让宗教指挥政治”。
“选民关心的是谁能修马路，不是谁周末上了几次清真寺。”砂拉越大学一位政治学者直言。对当地人来说，宗教是个人的信仰，而非公共治理的工具。这种对宗教“去工具化”的思维，不是排斥信仰，而是将它安放回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位置。
砂政府也一再强调对《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MA63）的坚持与地方自主权的捍卫，明确拒绝任何宗教极端主义在本地萌芽。“我们欢迎多元，不欢迎分裂。”这是砂领袖反复释放的政治讯号——不讨好意识形态，只专注建设与稳定。
分析人士指出，砂拉越的治理逻辑对马来西亚政治生态是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反例模式”。它不是宗教真空，而是一种有边界、有节制的共处方式；它不是“去宗教”，而是“防滥用”。
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非可以无缝移植。砂拉越的特殊性——独特的历史轨迹、族群比例、宪政地位——让它得以维持相对中性与包容的政治空间。一位学者就提醒：“若没有制度保障与文化积累，马来半岛复制砂拉越的治理模式，恐怕只是表面模仿。”
如今，当马来西亚走入政治碎片化与信任低迷的多极时代，砂拉越模式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一种可能性：政治，可以不靠动员宗教情绪来维持热度；治理，可以不靠恐惧制造凝聚力。真正持久的力量，不来自口号或神圣感，而来自日复一日的服务、协商与尊重差异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