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吉隆坡高庭批准前首相纳吉在SRC国际有限公司涉及的2,700万令吉洗钱案中，获得“DNAA”（释罪但不等于无罪）裁决。表面上，这是一项法律程序的决定，实质上却再次凸显了政治权力与制度优势如何主导现实。这不仅是纳吉的胜利，更象征着一整群“纳吉们”的胜利——那些在体制保护伞下持续逃避清算的既得利益群体。
从法律上讲，“DNAA”并不代表案件终结，检方仍可日后重新提控，法律追责之门仍敞开。然而，在这起长达六年、尚未进入实质审讯阶段的案件中，这一决定更像是一种“暂时放行”。对许多人民而言，法律术语早已失去意义，他们只看到一位曾因贪腐入狱的前首相再次步出法庭，神情从容，甚至露出一丝微笑。
讽刺的是，这并非纳吉首次被“放行”。他原本的12年刑期已于年初被国家元首减至6年，罚款从2亿降至5,000万令吉。如今又有案件撤销，其余数宗一马发展公司相关诉讼仍进展缓慢。法治究竟是伸张正义的工具，还是政治交易的挡箭牌？现实似乎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纳吉们”是谁？是那些长期处于权力顶端的人群，无论是政坛显要还是幕后操盘手。他们也许彼此立场不同，却共享一种相同的特权——能拖延诉讼、频繁上诉、动用资源请顶级律师，甚至操控制度漏洞达成程序性胜利。他们不怕媒体风暴，因为时间会淡化一切；也无惧法律制裁，因为复杂的司法程序最终可能成为庇护的盾牌。
曾几何时，一马案曾唤醒民意、催生政权更替、激发改革希望。但七年过去，改革力量疲惫、群众情绪冷却，而“纳吉们”逐步回归。即便未重新执掌权力，他们依然深深植根于体制之中。他们的回归，不喧哗，却真实；不显眼，却致命。
如今的团结政府正行走在钢索之上。一边需要巫统的支持维持政局稳定，另一边又得回应支持者对司法独立与廉洁的期待。在这种双重压力下，纳吉案已成为一场高风险的政治博弈。任何一方的妥协，都会引发另一方的不满。一旦改革派继续沉默，制度信任将逐渐瓦解，表面稳定将难以掩盖深层危机。
更令人忧心的是，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已不再愤怒，而是冷笑。他们说：“我们这一代，不会再投票救国了。”这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放弃感——对政治无感、对制度无信、对未来无望。当集体情绪滑向犬儒主义，社会将失去最关键的监督机制，而“纳吉们”的胜利便成为永恒。
此时我们该追问：我们输掉的，究竟是一场官司，还是对公义的最后信仰？如果正义可以被拖延到失效，如果问责可以被技术程序消解，如果法律成了权贵的庇护所，那我们输掉的就是整个国家赖以为本的法治根基。
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该被默许缺席。人民不求每一位权贵都受审，但至少盼望法律一视同仁，制度有所制衡。如果“纳吉们”永远在赢，那么终究，我们全体国人会输掉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