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并肩走在街头的身影，如今已站在彼此的对立面。那些年，高举旗帜、高喊口号的人，不乏如今位居高位的政要；他们曾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谴责体制不公、要求制度革新。但当昔日的改革者登上权力之巅，曾共同呐喊的理想却逐渐从他们的言行中剥落。
2018年政权轮替，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划时代的节点。长达六十载的政权被推翻，一纸写满希望与改革的空头支票被交到新政府手中。然而不到五年，支票退票，改革承诺逐一搁浅。最早站在改革阵线、付出最多代价的组织与个人，竟成为今天体制下被排斥、噤声的对象。这并非叛变，而是记得初心的坚持者与选择遗忘的掌权者之间的背离。
赵明福案件是这条分界线的缩影。当年，其离奇死亡一度被视为反贪腐运动的象征。相关政党在野时将此案置于政治纲领之上，动员声势、表达哀悼、推动调查。上台后，调查草率结束，家属呼声遭忽视，案件最终以“无进一步行动”仓促收场。当年的正义符号，如今成为掌权者的沉默负担。
公民社会同样见证了从合作到疏离的剧变。净选盟，自2007年以来持续推动选举与体制改革。这个一度与反对势力携手上街、在警棍与催泪弹中并肩的社会力量，如今却被冠上“理想主义”、“不懂政治现实”等标签。改革已不再是共同目标，而是变成了让位于权谋的牺牲品。
环保议题的演变亦是一例。反对莱纳斯稀土厂的呼声一度响彻全国，社会运动者与在野政党联手抗议。当时言之凿凿：“上台就关厂。”然而执政后不仅未兑现承诺，反而批准延长营业执照。产业的风险未除，承诺却成了尘封档案。
政治人物的转变也在个体故事中被反映得淋漓尽致。曾以揭露贪腐闻名的拉菲兹，回归政坛后试图推动机构改革，却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他提出的数据、论点、批评，不再受到本阵营欢迎。在权力结构中，被重新定位为“不协调分子”。
政治讽刺艺术家法米·里查的遭遇，更深刻揭示权力转移后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变化。他笔下从不偏颇，昔日讽刺国阵、如今讽刺现政权，逻辑一贯。然而今日的他，却因表达而屡遭调查、限制行动，而那些过去称颂其勇气的政治人物，此刻选择沉默。
这些案例勾勒出一幅政治权力结构与改革承诺渐行渐远的画面。改革理想被技术语言所稀释，正义诉求在程序审查中被稀释。改革不再是目标，而是话术；群众不再是伙伴，而成了异议者。政权维护的逻辑，逐渐与前朝无异。
如果说，前任政权令人愤怒，是因其制度性的不义；那么当下的失望，则源于那份曾寄予厚望的信任被消耗殆尽。愤怒针对对手，而失望来自同路人。这种情绪的落差，更显沉重。
而今，仍有群体在街头坚持抗争，不因政党更替而动摇立场。他们不是背叛者，而是原则的守护者。而曾经高举改革旗帜的当权者，若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所失去的将不仅是信任，还有改革本身最重要的支柱——人民的相信。
真正的民主终结，不是反对声音的消失，而是改革语言的空洞化。
当年那些战友仍在原地，坚守理想。
走远的，是那些得了权力，却忘了为什么出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