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32年前，一名女大学生应征家教，遭强制性交后杀害，地点在面包师傅吕金铠新北市中和家中，DNA鉴定显示，与吕及他的同住友人皆相符，友人被判死刑、吕20年。却在10多年后，更精准的DNA鉴定出炉，当年的鉴定出错了，与吕并不符，然而，吕仍被视为共犯。直到今年4月，法院终于同意重新审判。
曾为吕金铠作证的台湾面包店吴老板，最初坚称案发当晚吕金铠一直在店内工作，却又改口称无法确认外出买便当的时间，或许也受到了当年错误DNA鉴定与先入为主推论的影响。记者尝试联系吴老板未果，其面包店早已歇业。当年他留下的户籍地址亦无所获，现址屋主表示早在1994年前就已自住，不认识此人，可能是短期出租过。
吴老板的去向成谜，但问题在于：真的需要他来证明吕金铠的不在场吗？若DNA鉴定已排除吕金铠涉案，那最核心的“罪证”也随之瓦解。
台大法律系教授谢煜伟指出，案中仅剩吕金铠与陈锡卿的自白，而这两份供词已被判定为刑求所得，依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他强调：“若自白无效，其余证据皆不足以定罪。不在场证明已非关键。”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检方无法提供确凿证据时，应判无罪。若仍要求吕金铠提出不在场证明，就落入“有罪推定”的陷阱。
谢煜伟进一步说明：“法律上，无法证实其有罪，就不能定罪。法律不是靠‘感觉’，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可能做了，就该判他有罪。至于他是否真正无辜，那是旁人无法得知的事。”
然而，法院后续判决却似乎违背此原则，从更八审至更十一审仍认定吕金铠为共犯，只是“无性侵行为”。
类似因早年DNA技术不精确所酿成的冤案并不少见。台湾的陈龙绮案、 日本“足利事件”与美国“无辜者计画”所平反的众多案例，皆说明DNA错误可能导致悲剧。
狱中煎熬：强奸罪名下的十九年地狱
吕金铠最终以“性侵加杀人未遂”罪名定谳。在访谈中他透露：“我讲你不要生气，是罗秉成叫我来的，不然我不想来。当年报纸登得很大，没有查证，就让乡下人把报纸拿去给我爸看，糟蹋他。我爸爸又不识字。”
他回忆，监狱内的强奸犯如过街老鼠，饱受凌辱。在台北、台南两监狱的日子里，他必须不断锻炼体能，以求自保。“人家打你要反抗，命才保得住。20年要活下来，要看命，也要意志坚强。”
2012年12月，服刑19年后他获假释返家。返乡两日后，93岁的父亲离世。“我曾打电话要他等我，他真的撑到我回来。”
母亲则在他出狱前一年离世，他直到过年恳亲电话时才由姊姊得知。
亲人守候：母亲等在门口，姊姊吃三年阳春面为弟奔走
四姊吕秋容说，当年报导铺天盖地，父亲自此封闭在家，也不准母亲出门，只在院中种菜。她为了替弟弟申冤，法院每一场庭审无一缺席，为此丢掉工作，也难再找到能频繁请假的新职，只能节衣缩食，“我吃了三年阳春面，只拌沙茶酱，连青菜都没配。”
她最终联络上冤狱平反协会，吕金铠案成为协会第二件正式立案。多位律师协助申请再审均遭驳回。2021年，时任检察总长江惠民也加入声援，提出非常上诉。他指出，更六审后法官劝吕金铠别再上诉，但做出重大决定时，律师并不在场，程序显有瑕疵。
“这是关系重大利益的决定，不能在辩护人不在时草率决定，”江惠民表示，“我们引用德日美的规范，强调上诉权需辩护人在场。”
尽管上诉内容详尽，法院却仅以数语驳回。
重归自由：鸭场工人到工地劳工，艰难维生
出狱后，吕金铠曾在面包店工作，后转至薪资较高的养鸭场，日薪1300元，一做12年。因气候变化鸭只减少，他又改为工地工作，“盖铁皮屋、盖房子，一天1500元，只要不下大雨，每周能做6天，但要撑得住太阳。”
谈到早年窃盗前科，他解释是因警察剥走他的摩托车牌照，他一时糊涂换上别人的牌，被抓后判刑3个月。当年已三十多岁却未考驾照，他苦笑：“我怕笔试考不过，有些国字看不懂。”
收留旧狱友，自陷冤狱：一句“心软”，赔上人生
至于与陈锡卿的关系，他坦言：“那时候他在监狱帮过我，我心肠软，觉得不能过河拆桥。如果我不收留他，这事就不会发生。”
案发后，女友不告而别。“我爸早就开始存金子等我结婚了，那时金子便宜，他一点点买，一共买了一两。”
冤案重启的希望：等待那天的到来
今年4月，法院终于裁准吕金铠案再审。正当记者在冤狱平反协会采访吕秋容时，社工收到讯息：“后丰大桥案”两名喊冤二十多年的被告，刚刚无罪定谳。
吕秋容眼泛泪光：“我希望那天也会到来。否则，我几十年的青春、工作、生活，全都赔进去了。我等的，就是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