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起涉及马来西亚留学生的命案判决再度引发台湾司法争议，引来舆论强烈质疑。有网民痛批台湾是“杀人犯的天堂”，抨击加害者“杀了人却逃过死刑”，形成巨大舆情风暴。然而，深入检视台湾司法制度后，不难发现当前的判决并非终局，舆论对“放过凶手”的批评或许未尽客观。
这两起案件分别是：2020年长荣大学锺姓女学生遭性侵后被杀害，以及2022年铭传大学蔡姓女学生命案。前者加害人梁育志一审遭判死刑，但最高法院近日撤销原判，发回高等法院重新审理；后者加害人陈柏谚则于今年3月被高院更一审判处18年10个月徒刑，引发民间巨大不满。
不少人质疑，两名凶嫌均未最终判处死刑，是对受害者的不公。然而，台湾现行司法采“三审三级制”，案件需经过地院、高院至最高法院三轮审理，每一层级都有权撤销或维持前级判决，保障程序正义，防止误判。在锺案中，最高法院指出高院审理过程存在证据与论理问题，因而撤销原判，交由高院重审，并非表明梁育志“无罪”或“不该判死”，而是确保审理程序的完备性。
蔡案方面，目前也尚未进入终审阶段，家属已表达不满，并敦促检方提出上诉。换言之，两起案件皆未画下司法句点。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台湾司法之所以设置“三级三审”，正是为了避免由单一法官决定生死，以制度层层把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检视。这套制度也强调，不论加害者多么令人愤怒，仍应依法享有辩护权与上诉权，体现法治社会对人权的基本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梁育志的辩护律师系由法律扶助基金会指派，该机构的宗旨正是协助经济弱势者获得司法协助，避免因贫困而失去辩护机会。社会上或许有人对“帮坏人打官司”感到不解，但律师的角色不在于为罪行辩解，而是确保程序公正，为法治价值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冗长的诉讼过程，对远在海外的受害者家属而言，是另一种折磨。他们需面对高昂的经济与心理代价，反覆经历创伤回忆。台湾除了维持司法独立与严谨之外，也有责任建立更完善的配套机制，包括提供心理支持、法律协助与经济补助，减少家属在司法途中的痛苦与孤立感。
因此，面对如此敏感而复杂的议题，社会舆论固然可以表达情绪，但若将关注点局限在“有没有判死刑”，反而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追问的是：台湾在司法公正与人性关怀之间，是否取得了良好平衡？国家是否提供了足够资源来协助受害者家属度过司法漫长过程？
唯有在冷静与理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推动更成熟的法治社会，也才能真正回应受害者与其家属的期待。愤怒可以点燃讨论，但制度建设必须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