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贯对科学与历史缺乏应有的尊重。从宣传未经证实的新冠病毒疗法，到将对美国历史的批判性讨论定性为“分裂社会”，他的做法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诚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谈论“让美国再次伟大”时，所描绘的“辉煌年代”其实往往是美国尚未崛起为世界强权的时期。
以“门罗主义”为例，特朗普频繁借此宣称美国应对西半球事务拥有决定权。但事实上，这一理念在1823年提出时，美国还远非全球霸主，其初衷是防止欧洲列强在美洲扩张殖民。如今，特朗普却将其诠释为美国理应对邻国拥有主权和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合理化俄罗斯对乌克兰、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俨然为强权侵略开绿灯。
在经济政策方面，特朗普主张恢复高关税，宣称这是19世纪末“镀金时代”美国经济腾飞的关键。然而他忽略了那个时期虽然工业增长迅速，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仍处于边缘地位，且社会贫富差距极其严重。更不用说，今日美国的人均GDP早已是那个时代的六倍，时代背景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经验也并不支持高关税带来繁荣的说法。1890年实施的“麦金利关税”大幅提高进口税率，短期内虽保护了部分本地产业，却引发通货紧缩和经济动荡，最终导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并成为促成1890年与1893年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之一。
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提出用关税收入取代联邦所得税，试图让国家财政重回1913年以前的模式。这不仅显示出对财政结构的误解，也忽视了现实：关税的成本最终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而不是所谓的“外国人埋单”。更重要的是，现代美国的政府开支，尤其是涵盖社会保障和医保的庞大项目，根本无法靠关税收入支撑。
对比之下，特朗普大力批评的国际援助、北约盟约义务及科研投资，在联邦预算中的占比其实非常有限，却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正是这些支出维持了所谓“美式和平”——即通过军事、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维系的全球稳定秩序。而这一体系正被特朗普一点一点拆除。
在科研领域，他的政府削减了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等关键机构的预算，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维护公共健康的大学与研究中心也进行打压。与此同时，中国则大幅增加研发投资，2024年投入高达52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0%。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他削减了对外援助机构如国际开发署的资源，使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巴黎气候协定，并大力推动以单边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模式，甚至试图借控制乌克兰战略矿产资源扩大地缘影响。
这类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也危及与欧洲的盟友关系。若欧洲在美国退缩下寻求与中国加深合作，不排除它会推动去美元化，与中国共同挑战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欧盟已计划大规模举债以增强军备，而美国国债市场近来的动荡反映了投资者对特朗普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
长期以来，学者和政策界一直担忧“修昔底德陷阱”——即现有霸权国家（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对抗是否不可避免。但特朗普似乎反其道而行，不是为维护霸主地位而战，而是在主动破坏美国自身构建的全球体系。中国无须主动挑战，只需等待美国的内耗与自毁，其全球地位便可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