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府机构一向喜欢设定各种规范，从衣着指南、演唱会规定，到最近备受关注的穆斯林参与非穆群体庆典的指导方针，种种迹象都表明政府的监管覆盖面越来越广。
这种治理模式常被视为“大政府”模式，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程序繁琐、干预力度大，不仅在公共事务上活跃，有时还积极参与到社会、个人生活甚至文化和宗教活动的各个层面。与之相对的是“小政府”模式，这种模式提倡减少政府干预，避免过多监管，尊重个人自由选择，并把更多社会责任交给个人和私营部门。
大多数国家并非完全是“大政府”或“小政府”，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根据特定社会背景与政治理念进行调整。在采用西敏寺议会制的国家如我国，立法与行政权力往往是统一的，这种权力集中的体制，加上宗教与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大政府”的治理模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提到的那些政府设立的指南，背后都潜藏着与宗教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当政府开始为穿着、演出或跨宗教交流设定规矩时，这意味着政府试图界定哪些文化表现是合适的，哪些宗教实践是“正确”的，这不仅增加了国家文化与宗教自由的风险，还可能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
政府越多干预宗教与文化领域，社会中就可能产生更多的道德评判，而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定义是非和价值观的权力。这种情况下，文化表达和言论自由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狭窄，而这些限制很容易被滥用。如果执政者和官员倾向于更加极端的宗教观念，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很可能被边缘化，甚至遭到压制。
有人或许认为政府管理得更严谨会带来社会稳定，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例如，法国的头巾禁令使穆斯林感到被压制，加剧了社会分裂；伊朗强制执行头巾政策更是引发了女性的抗议和反抗。由此可见，强制实施过度的穿着标准，不仅没有促进和谐，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同样，文化与创意产业也受到类似影响。过度监管让表演者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演唱会面临不断的审查，这可能导致国际知名艺人不再选择在我国演出，削弱了民众的文化体验机会，也影响了国家的软实力。
虽然“大政府”模式也有其优点，但当这种过度干预侵犯了个人基本自由，限制了社会的活力与多样性，甚至抑制了不同宗教间的交流时，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政府的权力已经越过了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