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依靠提高最低薪金制度来提升收入，未必能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政策，例如控制生活成本、提升生产力、加强社会保障等，才能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真正的改善。
自2013年我国实施最低薪金制以来，最低薪金从当时的900令吉，经过几轮调整，分别在2016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逐步上调至1000令吉、1100令吉、1200令吉和1500令吉，并在2025年2月再次上调至1700令吉。这一变化无疑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否能有效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仍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最低薪金制的优势
最低薪金制无疑具有积极的一面。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最低薪金的提高能够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迫使企业加快转型和创新。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生产力，还能促使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创造更多高薪岗位，推动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同时，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一政策直接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推动内需增长，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促进企业发展。
然而，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非只有积极的一面，最低薪金制的负面影响也需引起足够重视。
最低薪金制的挑战与负面影响
首先，最低薪金制可能会推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对中小微型企业而言，这种成本上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在生产效率的提升无法赶上薪资增长时，企业的生产成本无可避免地会上升。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三季度，雇员生产效率提升了23%，但同期最低薪金却上涨了67%。对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小企业而言，若无法完全消化成本增加，企业往往只能通过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来应对，这可能导致市场面临通胀压力。
此外，部分企业可能会借此机会提高产品售价，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进一步加剧了“贪婪型通胀”的现象，使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可能并未真正得到提升，反而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
最低薪金提升对购买力的实际影响
最低薪金制的关键争议之一在于，最低薪金的提升是否真正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若薪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低收入群体无疑会从中受益；相反，如果生活成本上涨较快，薪金的增幅则可能无法跟上，从而导致财务压力的加重。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最低薪金提升对购买力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推算。
首先，最低薪金的变化。从2013年到2025年，我国的最低薪金从900令吉上涨至1700令吉，涨幅为88%，年均增长约5.4%。这一增长显然是显著的，但与生活成本的变化相比，它是否足够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生活成本的变化。生活成本的涨幅通常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根据统计数据，我国的CPI从2013年的105.9上升至2024年的133.4，总涨幅为26%，年均涨幅约2%。这一数据表明，虽然生活成本逐年上涨，但涨幅相对较低，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开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并未呈现过于剧烈的增加。
综合分析
若将最低薪金的增幅和生活成本的增幅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最低薪金增长的幅度远高于生活成本的涨幅。假设一个人从2013年开始领取最低薪金，2013年其收入为900令吉，至2025年其收入已提升至1700令吉，而同期的生活成本涨幅为26%。从表面上看，最低薪金的提升似乎足以覆盖生活成本的上涨，甚至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最低薪金的提升是否能全面满足低收入群体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生活成本的上升主要体现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这些开支往往较为刚性，对低收入群体来说负担更重。此外，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也可能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进而侵蚀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
总的来说，最低薪金的提升无疑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但其能否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还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套措施来支持。政府应更加关注生活成本控制、社会保障的加强以及生产力的提升等方面，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帮助低收入群体更好地应对日常开支，提升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在未来，若能在薪资增长与生活成本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才能确保大马人民的购买力得到持续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