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几宗引人深思的法庭案件再次凸显了社会中贫富悬殊与司法的严苛。一名父亲为养活三名年幼的孩子，因偷取价值2万2000令吉的盒装牛奶，被判监禁两个月。另一名渔民偷走八罐沙丁鱼罐头，被判四个月监禁。此外，还有一位养育六名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的温饱偷走白米等日用品，最终换来五个月牢狱之灾。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被告全是贫困线以下的底层人民，他们迫于生计铤而走险，只为家人的一餐温饱。
相对而言，另一边的故事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面。在国际媒体的访谈中，首相安华表态反贪决心，并重申盗用公帑者必须归还赃款。然而，对于因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资金丑闻锒铛入狱的前首相纳吉，安华却展现了“仁慈之心”，公开表示不希望他在监狱中经历“苦难”，甚至为减刑辩护。
底层与权贵：法律的两把尺
底层人民偷白米、罐头与牛奶，只为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然而，偷窃行为却无情地将他们推入监狱，生活雪上加霜。反观权贵阶层的贪污案件，赃款动辄数千万令吉，但他们的遭遇却被安华以“同情”加以修饰，甚至成为政治谈判的筹码。
难道偷白米与挪用公款的罪行，在法律与道德上可以被等量齐观？前者是为了生存，是迫不得已的“罪”，后者却是为满足私欲的“选择”。但司法却似乎更愿对贫苦阶层施以重罚，而对权贵们心生怜悯。
“改革”口号下的选择性仁慈
安华的态度引发了公众的质疑：为何他的“仁慈”只倾向于权力顶端的纳吉，却未曾对无数为生计铤而走险的底层百姓表现同情？当底层人民因为偷取几罐罐头而入狱，安华是否也有“不忍心”？若按照安华的逻辑，他的同情是否建立在纳吉归还挪用的4200万令吉资金之上？毕竟，纳吉至今仍坚持有关款项为沙地王室的捐赠，并未表现出丝毫悔意。
此外，安华将纳吉的遭遇与自身的过去相提并论，暗示纳吉也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这一类比不仅令人错愕，也削弱了其“改革”政府的公信力。要知道，当年安华入狱的第二宗鸡奸案正是在纳吉主政期间，而纳吉的定罪则是经过九位法官一致裁定的司法成果。这二者之间的性质有天壤之别，却被安华以个人情感混为一谈。
贪腐与温饱之间的天平
马来西亚曾因“盗贼统治”（Kleptocracy）而广受国际批评。贪腐者侵吞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更是无数底层家庭赖以生存的资源。而偷牛奶、白米的穷人，只是在绝望中为孩子争取一口饭。两者的道德分量本应悬殊无比，但安华的态度却似乎在重新定义罪恶的轻重。
一个靠“改革”口号上台的政府，若无法展现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却只为高层权贵展现“仁慈”，这改革的意义何在？
法律与人情的平衡
底层人民的遭遇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偷窃行为的根源在于贫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有效的援助。而权贵贪腐的本质在于滥用权力，追求利益。两者在动机和影响上的巨大差异，理应在司法审判和社会舆论中得到更清晰的区分。
对纳吉的“同情”，既不会改变他的定罪事实，也无法抚平社会对司法公平的疑虑。而真正需要同情与援助的，是那些为了生存而陷入困境的底层民众。如果安华的“改革”政府真的以民为本，就应当让法律回归公平，让同情流向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在特权的阴影下继续延续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