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累计奖金突破亿元令吉的彩票游戏成为城市的热议话题，这股热潮背后隐含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特别是彩票与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联系。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购买彩票之间存在反比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彩票悖论”。即收入较低的人群更愿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彩票，形成“越穷越买”的恶性循环。例如，研究表明，美国贫困家庭在彩票上的支出是富裕家庭的30倍。这一现象反映了低收入群体对“一夜暴富”的渴望，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无力感。在许多人看来，彩票成为了一种可理解的经济选择，因为当积累财富的途径有限时，购买彩票似乎是突破困境的一条捷径。因此，彩票常被戏称为“穷人税”或“智商税”。
令人讽刺的是，彩票制度的初衷往往是为了帮助贫困群体。例如，美国多个州政府发行彩票筹集资金，用于慈善和教育目的。而在我国，马华曾于1950年发行彩票筹款，帮助那些因紧急状态被迁入新村的华人。尽管马华彩票曾成功筹集了大量资金，但在1953年，英殖民地政府通过法令禁止政党发行彩票，马华因此停止了这一筹款方式。
在此期间，巫统效仿马华，推出了巫统彩票，每年四次面向党员销售，以资助党内及马来社会的公益活动。尽管巫统彩票得到了党员的热烈反应，但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关于彩票是否属于赌博，以及是否违反伊斯兰教义的问题。党内不同的意见最终导致了一些宗教派系的分裂，部分成员因此创立了伊党。回顾历史，谁又会想到，曾经轻飘飘的彩票，竟能掀起政治风波，改变了历史进程。
马来亚独立后，政府福利部也通过彩票筹款资助各类福利项目，包括老人院建设，直到1980年代伊斯兰化浪潮兴起，政府才逐渐退出彩票市场。
目前备受追捧的多多博彩，其母公司成功多多最初是由政府于1969年设立，目的是通过经营字票业务筹集资金支持运动和文化事业。时至今日，尽管公司名称中仍包含“运动”（Sports Toto），但它已经成为了私人企业，富商丹斯里陈志远在1985年政府将公司私营化后，购买了公司51%的股份，经过多次股权变动，成功多多成为了陈志远旗下的子公司，成为国内彩票及测字市场的龙头。
另外，西马的另一家彩票公司——大马彩，则由一批华商和财团组成的教育动力公司在2011年以20亿令吉从富商丹斯里阿南达手中收购。大马彩由营利公司转型为社会企业，致力于将盈利转化为公益金，尤其支持华小和泰米尔小学的资金需求。此举引发了“以赌养校”的争议，部分人认为这可能会败坏社会风气，并模糊了我国教育制度的偏差。
尽管每个人购买彩票的心态不同，有些人渴望一夜暴富，而另一些人则仅为一份惊喜和娱乐。就像盲盒购买一样，买彩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休闲活动，带来短暂的幻想和兴奋。然而，从概率上看，中大奖的机会极为渺茫。以目前的破亿奖金彩票为例，其中奖的概率为4000多万分之一，比被雷劈中的概率低了几十倍。即便如斯蒂芬·曼德尔（Stefan Mandel）这样靠算法成功多次赢得大奖的数学家式的案例，也几乎不可能再现。
这些数字无情地揭示了彩票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幻觉，它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可能的美梦。因此，背后不仅仅是一个金钱游戏，它还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资源分配的不公、底层民众对向上流动的渴望，以及那些无法实现的梦想。
总的来说，彩票游戏的狂热不仅仅是对金钱的追逐，它更像是社会镜中的映射，揭示了经济差距和社会不公，也反映了人们对希望的寄托和对现状的深深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