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马来西亚面临着平庸化的困境。

根据统计，马来西亚当前的活跃劳动力大约为1650万人，其中合法外劳约为247万人，已接近政府设定的15%的上限。如果考虑到非法外劳的数量，保守估计总数可达到500万人，几乎占到了劳动力市场的30%。

如果我们假设这15%的外劳全都从事3D（肮脏、危险、艰难）工作，那么他们已经抢占了至少另外15%的非3D职位。

事实上，观察会发现，大批外劳的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3D岗位，他们中有的担任餐厅服务员、商店销售员、小贩，甚至自己开店做生意，或接手承包工作。尤其是来自印尼和孟加拉的外劳，他们吃苦耐劳、反应迅速、学习能力强。在本地职场工作了几年的外劳，已经能够自立门户，收入往往高于一些大学毕业生。

30%的劳动力市场被外劳占据，导致整体员工素质和能力大幅下降。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想要实现高收入国家的梦想，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尤其对于B40群体，他们的竞争力本已处于劣势，现在还要与外劳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

即便是大学毕业生，也未必能够找到高价值的工作。我国的公立大学招生标准存在偏差，重视肤色而非学术水平，导致学生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曾有报道称，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生的能力，只有新加坡中四生的水平，这一言论引起了许多本地学生的不满，但却得到了商界的认同。

因此，滥竽充数的情况导致了大量大学毕业生失业。部分人因为条件不符，无法满足商家的要求，而另一些则因薪水低而不愿接受工作。大批毕业生宁愿选择当快递员，骑摩托车自由自在，收入足够，心情愉快，甚至不在乎有没有固定工作。

即使有工作，许多人也只是得过且过，不认真工作，旷工、迟到、早退的现象频发，这几乎已成为“马来西亚工作文化”。因此，与美国企业相似，商家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更愿意雇佣那些勤奋、不怕吃苦的外籍员工。

劳动力市场平庸化的问题，与马来西亚多年来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自马哈迪时代起，学校教育逐渐变成了政治和种族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失衡，企图通过不公正的教育政策实现族群团结，结果却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忽视了STEM领域的发展。每年PISA的评估成绩不断下滑，教育水平的下降，使得我们无法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最近，一名巫裔小六生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英语考试得了26分，并言之不愧地说：“马来人不需要学殖民者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宗教科目要及格！”这种偏激的言论折射出家庭、学校及社交媒体的观念传导。

试问，如果一个社会崇尚宗教师多于科学家，这个国家如何进步？如果政府执着于清真认证而忽视市场多元化，又如何推动经济活力？

教育是国家的根基，影响着千秋万代。但目前这个严峻的局面，始终缺乏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领导者，能够下定决心让教育回归教育，政治回归政治，宗教回归宗教。

另一方面，大批马来子弟沉迷于深夜飙车。从小学生骑的蚊型脚车，到成人改装的摩托车，他们闯红灯、超速、逆行，成为公路上的“丧尸”，其危害甚至超过毒品和电子烟等。政府至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谁来关心这些年轻一代是否还有未来？

此外，许多州议员或国会议员的水平令人堪忧。很多人如阿克玛、邦莫达、达祖丁等，通过厚脸皮、口无遮拦、心狠手辣的手段，成功跻身部长、州务大臣甚至副首相之位，全家飞黄腾达。学识和能力从来不是重点。即使不成大器，仍然能够在官联机构找到一份肥差，享受高薪厚禄，顺便提携亲戚。反正大规模腐败也不会追究，因为背后有政治靠山。

庸才当道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莘莘学子自然而然明白：平庸不是问题，努力无关紧要，“天生我材必有用”，庸人自有出头天。

即便你无法脱颖而出，没钱没能力，也会有政客为你开脱，说是某族抢了你的饭碗，剥夺了你的特权。你吃喝懒做、不学无术、贪得无厌也不怪你，而是怪某族。这种“政治人才”在国会大厦里不在少数，且与美国华盛顿的政客一样，凡事都怪中国，简直如出一辙。

显然，马来西亚并不缺乏人才。问题在于，高层次人才纷纷流向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已经吸纳了超过百万名马来西亚的专业人才，每年都有顶尖人才被招募。他们接受奖学金到该国大专留学，毕业后大多数都会留在新加坡长期服务。

正如曾经的顺口溜所言：“一流人才在海外，二流人才在商界，九流人才在国会。”

随着高层次人才流失，外劳大量涌入，公立教育体系失败，马来西亚的“人才问题”虽然与美国不同，但决策阶层的庸才当道却如出一辙。

更糟的是，宗教和种族极端分子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挑起争端，制造族群对立，严重撕裂社会。掌权者对此视若无睹，国家能不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