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振豪（视数字和咖啡如生命的怡保人，东吴大学政治系硕士，全球民主化、国会立法、选举策略、投票行为和政党政治为专长，曾参与过2024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研究专案，目前在台湾智库从事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文保障了马来人及土著在教育、就业、大学录取和商业执照等领域的特殊地位（kedudukan istimewa），这一共识早在1957年独立之前已被纳入联邦宪法。这些特殊待遇的解释权仅属于国家元首，具体享有者的定义也由其裁定。然而，关于这项特殊地位的讨论从未停止，甚至成为族群对立的主要议题之一。然而，较少有人深入探讨：为何马来人或土著需要特殊待遇？为何他们需要国家的保护？
殖民遗留下的“保护”思维
这种“需要保护”的观念源自英国殖民时期的治理模式。根据东南亚研究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帝国炼金术》（Imperial Alchemy）一书中的分析，这是英国以“保护国”为名，对马来社会进行制度化控制的结果。
在殖民之前，马来半岛被多个苏丹和地方土酋割据，彼此独立，没有类似中国周天子或欧洲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象征性统一机制。英国通过“保护”的形式，强化了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威，包括协助土地管理、提供军事保护，甚至用武力镇压叛乱。与此同时，英国向苏丹和土酋定期支付献金，以换取天然资源的开采权。
在这样的体制下，马来社会被形塑为“需要保护”的群体。这种观念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与马来社会已有的文化逻辑相呼应。早期受印度婆罗门教影响的等级观念，结合伊斯兰教中效忠苏丹与穆斯林团结的信念，使得“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英国殖民者则进一步将这一结构制度化，并赋予其政治正当性。
殖民体制对马来社会的影响
英国的保护不仅巩固了苏丹和贵族的权力，还让他们接受了基础教育，参与基层政治，甚至享受经济保障。这使得马来权贵逐渐认同英国的殖民体制为“进步的范式”。
然而，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尤其是在商业与资源开发领域的主导地位，马来社会的不安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向英国寻求更多保护，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华人群体取代。这种“保护”思维在二战后依然持续。1946年，马来社会发起反对马来亚联邦的运动，抗议英国计划赋予更多华人公民权。他们的诉求并非独立建国，而是希望英国继续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
“零和”格局的形成
长期以来，这种“需要保护”的观念被政党和政治人物利用，逐步演变成法律和政策，并嵌入国家体制，成为马来权贵攫取国家资源的合法性来源。在恶意政治操作下，这种思维进一步强化了“零和格局”：马来人一旦退让，就被视为向非马来人投降；而华人或其他族群若妥协，则被认为是屈服于马来人的压力。
挣脱殖民阴影的必要性
马来西亚独立已有逾60年，然而，相较于早已摆脱殖民枷锁的邻国印尼和越南，我们仍被后殖民阴影所束缚。讨论第153条文或相关政策时，往往仅停留在争辩权利分配的层面，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通过解构殖民遗留下的观念，实现真正的转型正义？
迈向团结与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没有固定的答案。在多元族群和宗教共存的马来西亚，马来人的焦虑与不安，或是华人及非马来族群对体制的不满，都不应成为任何一方凌驾他者利益的理由。唯有通过对话，建立彼此的理解，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才能走出历史创伤，实现长期的转型正义。
推动这项任务需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在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马来西亚才能真正摆脱殖民遗产的束缚，迈向更加公平、包容与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