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杂饭档面前，盯着那块RM5的炸鸡犹豫要不要夹起时，或许还没意识到，这种对物价的“微焦虑”，其实只是大马人未来数十年生活长跑中，最轻微的一声喘息。
曾经，公积金（EPF）被视为大马打工一族退休后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经历过疫情期间数次“先用未来钱”的提款政策后，这道防线正显得摇摇欲坠。
根据公积金局的数据，大部分会员的户头余额甚至不足以支撑退休后三年的基本生活。这意味着，许多人在交出打卡机的那一刻，可能就是步入“老无所依”深渊的开始。
我们必须直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提款变成一种解决燃眉之急的“民粹止痛药”，药效过后，剩下的只有更剧烈的结构性阵痛。很多人领出那笔钱交了车贷、修了屋顶，甚至只是为了填补生活费的缺口，但这笔钱本该是复利滚动的种子。如今种子被提前吃掉，未来的田地注定荒芜。
更令人揪心的是，大马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在生活成本飙升、马币汇率波动的夹击下，单靠那点公积金存款，在吉隆坡或槟城这种大城市养老，几乎成了一种奢望。当“三明治一代”年轻人自己都自顾不暇时，我们还能指望“养儿防老”这个过时的社会契约吗？
政府在允许提款时，或许赢得了短暂的掌声，但这种“寅吃卯粮”的决策，实际上是将养老责任从国家福利体系悄悄转移回个人肩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在退休后集体陷入贫困，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治安、医疗系统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包袱。
我们需要的是更具前瞻性的薪金改革方案，而不是在民众口袋没钱时，叫他们去挖自己未来的救命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