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数据里，通胀温和、经济复苏、就业稳定；在现实生活里，却是咖啡涨价、房租调高、保险保费上扬。数据和体感之间的落差，构成了不少打工族心中那股说不出口的疲惫。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虽已从高峰回落，但食品与饮料、餐饮服务、保险及医疗相关费用依然维持较高水平。尤其外食成本、租金与教育支出，对城市家庭的影响最为直接。很多上班族的加薪幅度往往仅在1%至3%之间，甚至在部分行业多年冻结，而实际生活成本的上涨却更具“体感冲击”。
问题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结构。
首先，工资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生产率与物价走势。虽然政府近年来多次调整最低薪金，并推动渐进式薪金制度（Progressive Wage Policy），但对中层收入群体而言，收入改善并不明显。B40或许能获得针对性援助，但M40群体却常常被排除在补贴之外，形成“夹心层”焦虑。
其次，通胀结构并不平均。统计上的“平均通胀率”掩盖了不同家庭的支出差异。对没有房贷的人而言，房租上涨不痛不痒；对必须租房的年轻家庭而言，那却是每月最沉重的一笔固定支出。食品价格的涨幅对单身人士影响有限，但对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却是长期消耗。
更值得注意的是“隐形成本”的上升。保险保费、学费补习费、车辆维修、医疗支出，这些项目未必年年暴涨，却是持续性累积。许多家庭不是突然变穷，而是在每月“刚刚好”的平衡中，被一点点挤压。
这种状态形成一种心理现象：收入在增加，但可支配收入在减少。账面工资或许上涨，但储蓄比例下降，消费选择更保守。于是，消费信心不足、储蓄焦虑增加，形成所谓的“无声内耗”。
从宏观层面看，这种内耗并不利于经济。中产阶层若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将削弱内需活力。企业难以扩大投资，消费升级停滞，最终影响整体增长动能。薪资结构若无法跟上生产力与生活成本的变化，社会情绪也会逐渐转向保守甚至消极。
当然，也必须客观看待现实。马来西亚整体通胀率相较部分国家已属可控，失业率维持低位，国家财政亦面对补贴合理化的压力。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努力”，而在于如何更精准地处理收入分配与生活成本之间的错位。
或许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加薪多少”，而是薪资结构是否具备可持续成长机制。渐进式薪金制度能否真正扩大覆盖面？税制与补贴是否更精准照顾夹心阶层？企业是否更积极提升生产力，从而创造更高附加价值岗位？
当加薪追不上生活成本，打工族的压力并不会爆发式出现，而是缓慢积累。那种日复一日的计算与取舍，就是当代上班族最真实的经济状态。
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道必须面对的结构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