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线上娱乐与消费形态改变，让不少人感叹农历新年的“年味”似乎不如从前；在中国民间，这几年也不时出现“要不要取消春节假期”的讨论声浪。
翻看近代历史会发现，“春节要不要过、能不能放假”并非新话题——据网易新闻梳理，中国近代曾出现三次以政策或行政方式压缩乃至取消春节相关假期与庆祝空间的尝试，其中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
报道提到，三次“取消春节”的共同点，是把春节视为“旧式习俗”或“影响生产与秩序”的因素，因而用行政命令把庆祝活动从公共领域挤出去，甚至把放假、拜年、燃放鞭炮、张贴春联等行为纳入限制范围。讽刺的是，禁令愈严，民间反弹与“照过不误”的韧性也愈明显——不少时候，政策最终仍得在现实与民意面前调整。
第一次发生在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推行“改历”政策，宣布废除农历、改用国历，并把国历1月1日定义为“新年”，传统农历春节不再被视为法定的新年节点，也不鼓励放假与庆祝。不过，当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约束力有限，民间依旧照办年货、贴春联、照常过年。随后到了1914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春节又被恢复，并规定全国放假一日。
第二次出现在1929年。由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废除春节假期与庆祝活动，要求各机关、学校与商铺春节期间不得休息，并对除夕燃放鞭炮、正月初一互相拜年、店铺关门等传统做法提出限制。报道指出，随着局势动荡与外侮压力加剧，政府对社会的管束力逐渐下滑，约五年后当局也公开承认不宜过度干预民间习俗，宣布停止禁令。
第三次被形容为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次，横跨1967年至197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19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提出“破四旧”，春节亦被视为“旧风俗”之一。报道形容，当时春节不再放假，劳动人口探亲假也被暂停，并被要求“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在更严格的管控氛围下，民众被要求减少甚至避免燃放爆竹、舞龙舞狮、大肆宴饮与烧香拜神等活动；连拜年用语与春联内容也被“口号化”，出现诸如“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之类对句，强调生产与动员优先。直至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呼吁春节放假，随后春节休假制度才逐步恢复，社会也重新回到更完整的过年节奏。
